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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5月一個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飯，木月問我能不能不上課，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對下午的課也不是很有興致，便出了校門，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邊逛去。走進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輕而易舉地贏了，他於是頓時認真起來，一舉贏了其餘三局。我按事先講好的付了費用。玩球時間裡，他一句玩笑也沒說——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後，我們吸了支菸，休息一會。

“今天怎麼格外的認真？”我問。

“今天我可是不想輸。”木月滿意地笑著說。

那天夜裡，他在自家車庫中死了。他把橡膠軟管接在n360車排氣管上，用塑膠布封好窗縫，然後發動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長時間才死去。當他父母探罷親戚的病，回來開啟車庫門放車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車上的收音機仍然開著，腳踏板夾著加油站的收據。

既無遺書，也沒有推想得出的動機。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後見面說話的人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況。我對負責問詢的警察說：根本沒有那種前兆，與平時完全一樣。警察對我對木月似乎都沒什麼好印象。彷彿認為：上高中還逃學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殺也沒什麼不可思議。報紙發了一小條報道，時間就算了結了。那臺n360車被處理掉。教室裡他用過的課桌上，一段時間裡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後到高中畢業前的十個月時間裡，我無法確定自己在周圍世界中的位置。我結交了一個女孩子，同他睡過覺，但持續不過半年。她也從未找我算帳。我選擇了東京一所似乎不怎麼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學。考罷入了學。考中也沒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兒勸我別去東京，但我死活都要離開神戶，想在無一熟人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過了，所以就不拿我當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說。我只不過想離開這個城市。但她想不通。隨後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在去東京的新幹線電車中，我回想起她的長處和優點，後悔自己幹了一件十分虧心的事。可是已經追悔莫及了。我決定把她忘掉。

到得東京，住進寄宿宿舍開始新生活時，我要做的僅有一件事，那就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的過於深刻，對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離。什麼敷有綠絨墊的桌球檯呀，，紅色的n360車呀，課桌上的白花呀，我決定一股腦兒把它們丟到腦後。還有火葬場高大煙囪中騰起的煙，警察署問詢室中呆頭呆腦的鎮紙，也統統一掃而光。起始幾天，進行的似乎還算順利。但不管我怎麼努力忘卻，仍有恍如一團薄霧狀的東西殘留不走。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霧團狀東西開始以清楚而簡練的輪廓呈現出來。那輪廓我可以訴諸語言，就是：

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訴諸語言之後確很平凡，但當時的我並不是將其作為語言，而是作為一團薄霧樣的東西來用整個身心感受的。無論鎮紙中，還是桌球檯上排列的紅白四個球體裡，都存在著死。並且我們每個人都在活著的同時像吸入細小灰塵似的將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將死作為完全遊離於生之外的獨立存在來把握的。就是說：“死遲早會將我們俘獲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獲我們之前，我們並未被死俘獲。”在我看來，這種想法是天經地義、無懈可擊的。生在此側，死在彼側。我在此側，不在彼側。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個晚間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單純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對立面。死本來就已經包含在“我”這一存在之中。我們無論怎樣力圖忘掉它都歸於徒勞這點便是實證。因為在17歲那年5月一個夜晚俘獲了木月的死，同時也俘獲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團薄霧樣的東西的朝朝暮暮裡送走了18歲的春天，同時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