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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站穩腳跟之後，我就著手實現這一想法。我拜訪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學校偶爾會贊助工會的文化活動。我向該校的負責人員說起我的想法，把演奏會的音樂帶進勞工階層。他們很有禮貌地傾聽，但我從他們的態度感覺到他們心存懷疑。幾天之後，幾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後直接過來見我，還穿著工裝褲和罩衫。他們提出非常具體的問題，尤其想知道我所設想的組織將由誰來管理和領導。

我告訴他們：「這個組織未來完全由你們經營。我只提供我的樂團供你們使用，每年定期舉辦幾場音樂會。同時我自己也會為你們演奏，並且安排其他的獨奏家來演出。」

「誰來付錢呢？」

「由你們付。」

「怎麼付？」

「你們的音樂會社團每年將向每位會員收取六個比塞塔的會費，」我告訴他們，當時六個比塞塔大約相當於一美元，「繳了會費，會員就有權利來欣賞由我的樂團舉辦的特別音樂會。」

「這一切只要六個比塞塔？」

「是的，這一切就只要六個比塞塔。」

工人代表團走了。他們跟工會和其他勞工組織討論了我的計劃，決定試試看。一個名叫「工人音樂會協會」的組織成立了，參加資格很簡單：會員限於那些每月工資少於五百比塞塔的人，當年這大約相當於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個週日上午，卡薩爾斯管絃樂團在巴塞隆納的奧林匹亞劇院舉辦了第一場工人音樂會，兩千多名勞工擠進了那個音樂廳。當我看著那一排排衣著樸素的男女等待音樂會開始，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高興。表演結束，全場觀眾起立，爆發出如雷的喝彩聲，然後他們開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對我來說，巴塞隆納那些勞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經得到的任何掌聲都更有意義。

我的樂團開始為工人音樂會協會每年舉辦六場時間安排在週日上午的音樂會。該協會會員人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分會以及相關的合唱團體在加泰隆尼亞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後來，我提議該協會出版一本自己的音樂期刊。

「誰來為這本期刊寫文章？」他們問。

「你們的會員。」

「寫些什麼呢？」

「寫他們對在演奏會上聽到的音樂的感受，或是類似的主題。」

他們開始出版一雜誌，名為《果實》，成果不但令他們驚訝，也令我驚訝！每一期雜誌裡都有冠著這類標題的文章：《藝術與理念的關係》《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與節奏》《舒伯特欣賞》。

這個協會成立後，短短几年之間，當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國時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協助之下，他們有了自己的音樂圖書館和音樂學校。協會組建了自己的管絃樂團，成員全都是工人，於週日在巴塞隆納和加泰隆尼亞的其他工業中心舉辦音樂會，有時也在醫院和監獄裡演出。其他國家的音樂家、樂評家和音樂學者紛紛前來調研這個協會及其舉辦的活動。

我的樂團為這個協會舉辦的音樂會極受歡迎，乃至於當我們開始在周間的白天舉行音樂會，政府機關會暫停辦公，以使工作人員能夠觀賞演出。

那時，該協會及其相關組織在加泰隆尼亞已經有好幾萬會員。我常說，假如我想以該協會的會員發動一場革命，那麼我們無疑能夠奪取政權！

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就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比任何音樂事業更讓我開心。然而，在一戰之後那些年裡，加泰隆尼亞勞工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隆尼亞工人失業和社會動盪的情形非常普遍。許多人陷入飢餓，乞丐隨處可見。巴塞隆納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罷工運動，西班牙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加以鎮壓。將近兩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