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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民族和社會人倫的話語，只能在現世展開，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構中，居於中間狀態），匱乏的恰恰是對終極價值的不懈追求。而在那些優秀的西方文學中，正是因為有了終極價值系統的存在或缺席這一參照，才使它們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這點，是非常值得中國作家學習的。

因此，所謂的“文學整體觀”，就是要從簡單的現世文學的模式中超越出來，以一種整體的眼光來重新打量這個世界。實現文學整體觀的關鍵，就是要把文學從單維度向###度推進，使之具有豐富的精神向度和意義空間。4

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存在的維度——離開了這個維度，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就是不健全的，殘缺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繆這樣一些作家才會受到中國作家的推崇。不可否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等人，為整個現代主義文學發展劃定了難以超越的靈魂邊界和精神限度，也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如何轉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說，凡是二十世紀比較有精神質量的作家，無一不是與這幾個名字的影響息息相關。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內心的文字，開闢了文學面對靈魂的新的方式，也為人類精神的探索敞開了新的道路。他們之於中國文學的意義，也許，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國文學具有了現代意識，併為中國文學引入了存在的維度。所以，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存在”作為一個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隨著文學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內心湧動，它像文學的語言和形式一樣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視。

這裡所蘊含的革命意義是巨大的。因為中國文學一直以來都較為匱乏直面靈魂和存在的精神傳統，長盛不衰的主要是世俗化的文學，致用的文學，教化的文學，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學——也就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學。其實，政治解釋的不過是此在，是物質意義上的存在，惟有能將此在與曾在、將在聯絡在一起的文學，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靈魂與存在的文學。但歷代以來，中國一直處於充滿強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之中，寫作在大多數的時候必須空洞地屈從於一個世俗化的思想目標。古代的“詩言志”，“興、觀、群、怨”，當代的“文學為政治服務”，“作時代的留聲機”，以及在蘇聯、中國流行多時的文學反映論，等等，這些文學主張幾乎都是反存在的，它們所注重的是那個文學之外、作家主體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學被剝奪了直接面對存在的權利，在它與存在之間，總是橫亙著“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學也就成了一種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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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有順：陳希我小說的敘事倫理（2）

也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繆等人的名字進入中國作家的視野之後，中國文學的實用主義面貌才開始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文學才開始找回自身的屬性，找回它與存在的原初關係。因此，我一直很關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等名字密切相關的作家，我覺得他們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極為珍貴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們也不能抹殺他們把存在的維度引入中國文學的功績。比如史鐵生、殘雪、餘華、莫言、格非、北村這樣的作家，他們的寫作意義是別人難以取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開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存在之旅。它使我們看到，文學原來是可以向存在直接發問的。

遺憾的是，這種向存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