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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

幾天後，我在託尼午間休息之前來到扒金庫店裡，約他到咖啡館“上高地”談談。落座後，他扭扭捏捏地說：

“我要一杯免費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現在的工作每小時的工資只有八百日元。要讓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覺得太奢侈。

“不要擔心付賬的事情，是我約你來的，當然應該由我來請客。你想點什麼就點什麼！不要客氣。來份三明治怎麼樣？或者來份義大利麵條？”

我約他就是想和他談入夥的事。我已經覺得自己的這份工作依靠一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了。像我這樣拉客的韓國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來越多，他們的足跡已經從新宿大劇院後面擴充套件到區役所大街。這樣下去，很快就會蠶食甚至沖垮我的“地盤”。有很多時候，我眼睜睜地看著幾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們攔住，而我則失去了一筆潛在的財源。我想和託尼商量，問他是不是願意和我一起幹。

然而，還沒有等我說話，託尼卻先開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現在掙得太少，僅僅夠維持自己的生活，連給上海的家裡寄錢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掙錢多點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壞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幹？”

不用說，我當然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

“我正準備戒賭了，必須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幫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還正準備拜託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從此，我不再是單槍匹馬地孤軍作戰了，我有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夥伴。

託尼比我想象得還要能幹。他不是那種靠花言巧語招徠顧客的人，而是憑著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種沉穩和可信，讓客人感到放心，願意去他介紹的店鋪。他的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第一個月，他掙了十萬日元，第二個月達到了二十萬，第三個月以後，他就可以每個月掙到三十萬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覺到，只有託尼一個幫手是不夠的。從區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車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條縱向的大街，還有十幾條橫向的小道，在這些如同棋盤般縱橫交錯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異的建築。我和託尼雖然在其間佔據了兩個要衝式的位置，但畢竟是視野有限，由於擔心錯過客人又不敢隨意走動，顧此失彼的情形依舊存在。

於是，我和託尼商量了一下，決定在中文報紙上登個招募幫手的廣告。廣告的內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導遊，反響之好遠遠出乎我的意料。不過，很多人誤會了我所說的“導遊”的概念，當我在電話裡把工作的性質大致說清楚之後，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願意嘗試的人，首先要經過我和託尼的面試。但在三天之內，我們見了十幾個人，感覺都不大合適：有的剛來日本，對此地的基本情況一無所知，有的閱歷上沒問題，但給人的感覺是太世故圓滑，不那麼忠厚可靠。我的原則還是寧缺毋濫，因為招來的人要每天和自己並肩協同，假如不夠穩妥踏實，不但不會為我加分添彩，反而會帶來損害。

日本進入梅雨季節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時裡，有時小雨會連續半天的，即使在暫停的時段，空氣的溼度也很大，彷彿總是淋溼後未能曬乾的感覺。站在街頭的我，手裡還要多一把雨傘。但即使這樣，歌舞伎町的人流還是沒有明顯的減少，這裡永遠是喧鬧的。

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個電話，是老同學陳海波打來的。自從範勇遇難後，我們每年總會聯絡一兩次，我還帶他去過一家色情澡堂。本來他要去自己開一家店，然而，他還是待在扒金庫賭場的老路上，不過是從東京周邊轉戰到了外地。用他的話講，真的成了流竄於日本各地的“游擊隊”，足跡遍及沖繩以外的日本國土。他給我打電話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