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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當作自己的國教，孔教並非西方意義上那種超驗性的宗教，而是一種世俗性的宗教。如果轉換為東方語言，國教即國家“統治思想”，如果再轉換為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國教即國家“意識形態”。統治思想也好，意識形態也罷，它都是國家制度推出的一套思想體系，用以教化國人，作為國人的統一指導思想。辛亥之後，滿清終結，國家統治思想出現真空，於是就有人試圖重新抬出孔教以為國教，胡適居然為此大費周章，甚至考慮立國之宗教到底是姓孔、姓佛，還是姓耶，這無疑是在危險的路上又滑了下去。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當國家動用它的權力推行任何一種思想（或信仰）時，便剝奪了不認同這種思想（或信仰）的人的自由，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闕失。比如我們可以看一看1930年代出臺的中華民國國歌，其歌詞曰：“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諮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這歌如果作為國民黨黨歌，我無從置喙；可是“吾黨所宗”的主義變成了吾國的國歌，問題就來了。如果我不是國民黨又不信三民主義怎麼辦？“吾黨所宗”憑什麼要透過國歌變成“吾所宗”？實際上這是國民黨很專制地把黨的思想變成國的思想也變成全民的思想，使國民唯“三民主義”是從。“從”，服從也。轉襲美國的憲政語言，國民黨是在動用黨權“確立國教”，這在美國，是要受到違憲指控的。憲法的根本在於保障公民權利包括他的政治權利。然而，在“主義是從”的三民主義統治下，胡適主張自由主義的權利在哪裡？直到晚年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還在圍剿胡適的自由主義，甚至把丟掉大陸的帳都和胡適的自由主義掛靠。胡適與國民黨的衝突，從開始到晚年，三十多年間始終有一條隱約可見的草蛇灰線，那就是他的自由主義和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齟齬。然而，胡適碰上的畢竟還是具有一定彈性空間的威權體制，這也是胡適在無奈之中最終選擇它的原因。設若胡適碰上的是前蘇聯那種“政教合一”的極權政體，其意識形態剛性如鋼，那就絕不容任何與它不符的思想存在。時在美國的胡適因其年輕，好學而未能篤思，熱愛自由卻疏於憲政。正因為憲政的缺環，他並不知道這篇日記的嚴重性，如果沿著他那個思路上滑下去，迎面而來的則將是包括思想專制在內的政治專制。

後來，這個問題在胡適那裡好像被擱置了，但，十個月後，11月份有兩篇日記又涉及中國宗教問題。可以先看第一篇，這篇基本是資料，題目是“備作宗教史參考之兩篇呈文”。胡適用剪報貼上的方式留下了這兩篇文字，一是《張勳請復張真人位號呈》，另一是《內務部議覆呈》。呈文的情事是這樣：後來的“辮帥”張勳時任長江巡閱史，因民國約法中的信教自由，特地上書袁世凱，請復江西道人張元旭的“真人”位號。屬於道教一門的張元旭是漢代張道陵第六十二代孫，張氏一系在道教中地位顯赫，堪與洙泗儒宗相提並論，是為“玄門正鵠”。然而，民國肇始未久，江西都督李烈鈞呈請撤銷張的“真人”封號，並停給前清之所賜予。現在李烈鈞反叛為賊，更兼“人民信仰日墜，道教一流，幾於並此而失蹤”。這位巡閱史“伏思信教自由雖載諸約法，然未明定範圍。近日異教龐興，……使非明定標準，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維古教？”故此，張勳上書袁大總統，要求北洋政府以國家名義恢復張的“真人”徽號，以示正宗。呈文最後，張勳這樣說：“勳本贛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蘊，憫道教之陵夷，俱世風之邪惡，用敢援據約法，代為之請。伏乞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

這是一篇很有趣的呈文，趣在它打出的旗幟卻是信仰自由。既然信仰自由，信仰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它怎麼可以由政府“明定範圍”又“明定標準”？範圍既定，標準既明，若與此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