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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之計，豈得以哉！豈得以哉！”　嘆息過後，“車中忽起一念如下：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日本數勝而驕，又貪中國之土地利權。日本知我內情最熟，知我無力與抗。日本欲乘此歐洲大戰之時收漁人之利。日本欲行門羅主義於亞東。總之，日本志在中國，中國存亡繫於其手。日本者，完全歐化之國也，其信強權主義甚篤。何則？”　胡適這樣問自己。行程中，胡適一念之下就想研究日本，他為自己做出這樣一個決定：“吾不可不知日本之語言文字，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書言說為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同上）自以為不誤的胡適一邊唸叨著“吾終往矣”，一邊隨車到了綺色佳。

既然發願要研究以前自己看不上的日本，胡適說做就做。他把這層意思告訴朋友任叔永，並託他在日本的朋友購書。任的朋友鄧胥功助辦此事，幾個月後，鄧從太平洋那邊寄來了胡適所要的書，內中附了一封信，雲：“日本文化一無足道：以綜而言，則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則男盜女娼”，並自注“此二語自謂得日人真相，蓋閱歷之言”。胡適讀後，暗自嘆息：“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學界也，則中日之交惡，與夫吾國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

1915年的五月上旬過去，最令胡適感到緊張的日子也過去了，中日交涉告一段落。“日人似稍憬然覺悟侵略政策之非計矣，故有最後之讓步”，這個讓步就是退還青島。但，中日兩國交涉的最後結果依然是不平等的，它令胡適“未嘗不痛心切齒”。此時的胡適經過水的洗禮，已經放棄了消極的和平主義。緊接著，六月份到來，在這個初夏時節，歐美和平主義人士會集美國紐約州的綺色佳，召開第一次國際政策討論會。會上，放棄“不爭”哲學的胡適和來自日本的一位和平人士發生了一次有關中日問題的爭論。

二十一　舌戰富山接三（2）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英國的安吉爾，更有胡適熟悉的訥博士、墨茨博士等，其中有二十多個是極端的和平主義者。會議從六月十五日開始，胡適在會上致歡迎詞。會議約為兩個星期，除了白天的大會，胡適每天都要邀請兩、三人到自己的寓處茶敘。在胡適看來，此種會後之會，彼此交談甚歡而無所顧忌，其所得益遠勝在那嚴肅講壇上的演說。在胡適所邀約的人中，有一位來自日本，也是此次大會唯一的日本人。而東方人一共也就三個，除了那個日本人外，另外兩個就是胡適和四川人楊國屏。

這位日本人叫富山接三，他是日本和平主義運動協會的書記，而會長乃是日相大隈。既然是在中日關係的緊要關頭，既然與會就這兩三個中國和日本人，因此，他們兩人的對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從胡適日記看，他前此似乎還沒有過與日本人的接觸。胡適的日記是這樣記載：“吾與日人富山君談竟日，論中日關係。……此君與吾言頗直質。”那麼，這兩個並不能代表各自國家卻又儼然為其代表的人都談了些什麼？問題當然緊緊圍繞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對談開始，富山看起來是佔了上風，或者說先發制人。他在解釋日本為什麼提出二十一條時，原因遞次是：“（一）日本期望中國之強，（二）日本期望中國之能協助之，（三）中國數十年來久令日本失望，（四）致令日本在遠東成孤立之勢，（五）故有今日之要求，（六）日本對支政策之目的在於自保。”這理由，聽起來就像當年魯迅對自己的國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既然你們自己不行，乾脆就讓我們來吧。這好像是為了抵抗歐美白種人的列強，好像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與安全。它也正應了一些親日美國人的看法，中國人缺乏共和能力，不如讓與日本人管理。在這一連串的攻勢面前，胡適並未給予有效的回答。

問題到了下一輪，即中日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