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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鎪梗╓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簽約，說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裡只要過得去就好。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development　hell）。據說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說，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複製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

就這樣耗了6年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臺灣？老是舉棋不定，臺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1980年初，臺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考驗，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下來，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貓就說：“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乾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

我天天待在家裡很無聊，有時間就看報紙練練英文，也沒什麼進步。我這個人是有片拍就來勁，沒片拍就沒勁，所以惠嘉說過：“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會很高興，到城裡找人寫劇本，自己做研究，很來勁。如果我看起來很忙，她就不來管我；如果看我從早到晚呆坐在那兒，她就會問：“你到底在幹嗎？無聊的話找個事做，不一定要是賺錢的事。”

就這樣耗了六年，心碎無數，卻一直懷著希望，久久過一陣子，你會看見某位同學時來運轉，當然大多數都是虛度青春﹑自怨自艾地過日子。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這期間，我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宵小或搶匪闖入搶劫。為了身份，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兇我：“敢擋？我找人揍你！”我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