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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些難民營裡的可怕情況時,我知道我只有一個任務。連同幾個跟我一樣幸而能擁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著手組織為難民提供幫助。豪華旅館的房間成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開始寄信給在法國、英國、美國的各個組織及個人,我自己就寫了好幾百封,敘述這些難民的悲慘處境,請求對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我們得到的回應十分熱烈,食物、衣服、醫療用品和金錢湧至普拉德。我們不停地工作,夜以繼日,繼續處理無盡的書信,把一箱箱物資裝上卡車,送到那些難民營去。有時我會跟著卡車到難民營去,協助發放物資。當然,物資遠遠不夠,迫切需要這些物資的人有那麼多!
我儘可能常去難民營。儘管那些苦難慘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後我夜裡都無法入睡,但是我知道營中的難民多麼渴望有一個住在營外的同胞跟他們交談。我開始跟許多難民通訊,因為路途遙遠,我無法定期去探視那些住在遠處集中營裡的難民。我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寫信和卡片,寄救濟金給他們,給他們一句鼓勵的話,試圖藉此減輕他們的苦難。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麼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麼感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何等的勇氣和尊嚴來承受他們的命運!
一段日子之後,加泰隆尼亞詩人霍安·阿拉韋德拉加入了這項工作,在巴塞隆納時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藝。在共和國時期,他曾是總統康帕尼斯的助手,戰爭結束時,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穿過邊境逃脫了。他很熟悉難民營裡的情況,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自己就曾在難民營裡住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盡了辦法才出來。如今他也在豪華旅館租下一個房間,與我相鄰,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夥伴。他尤其關心我的健康,當時我有嚴重的頭痛及眩暈的毛病。他認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當然,我無力做得太多,事實上,和難民營中的人相比,我過得是多麼舒適!他給了我一根手杖,萬一我夜裡需要幫助,可以敲敲房間的牆壁。
偶爾,為了籌到足夠的救助基金,我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舉行慈善音樂會。我接獲許多邀請,要我去其他國家演奏,但我無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離開都不過幾天而已。再者,我當時覺得演奏真是很困難,因為我寫了太多信,以至於雙手容易顫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半年,我擔心的災難降臨了,我曾經發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進軍西班牙,將會發生什麼事。希特勒入侵波蘭,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和美國的音樂家及友人紛紛寫信給我,勸我離開法國,到他們的國家定居。他們如此關懷我的福祉,並給予讓我繼續從事音樂工作的良好機會,我深受感動。我記得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邀約,以大約二十五萬美元的酬勞請我去舉辦一系列音樂會!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時候,此刻我都更應該留在法國。我的音樂事業在法國展開,在那之後世上所有的門都為我敞開,我許多親愛的老友和舊識都在這裡。這裡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她蒙難之際,我怎麼能夠離開她?更重要的是,我對難民營裡那些同胞負有責任。我繼續跟那些難民一起工作,偶爾舉辦慈善音樂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戰情出現不幸的轉折,使我面臨一個重大的新情況。希特勒的軍隊突然轉向西方,一個月之內,他們橫掃了荷蘭和比利時,並且深入法國。盟軍在各戰線節節後退。法國的抵禦似乎就要瓦解,傳言是因為高階人士賣國。六月初的某天,我們接獲訊息,說德軍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國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國就要投降了。也有報導說佛朗哥隨時會對法國宣戰,跨越庇里牛斯山,佔領法屬加泰隆尼亞。
阿拉韋德拉和我決定離開普拉德,如果留下來,顯然我們將落入納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聽說我們能夠搭船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