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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年之後，他到巴黎來見我，我跟他一起練習，特別是練習巴赫的作品。一戰之後，我們在義大利、英國、瑞士和其他國家辦了許多場室內音樂會。後來他替我在巴塞隆納的管絃樂團演奏，也在我於普拉德、波多黎各舉行的音樂節上演奏。直到如今，我們還一起合奏。

關於霍佐夫斯基有一件事很不尋常，即自從我們初次相識以來，在許多方面他幾乎沒有改變。儘管具有極高的音樂才華，他還是非常害羞，極為謙虛而且內向。他的個子還是很小，事實上，比我還要矮小！我真的不曾認識任何人像他這麼多年來維持不變。如今當我看著他，我仍舊看見一個小男孩，雖然我得說，他放棄了從前的一項愛好。在一戰之前，他熱愛跑車、賽車，每年夏天常駕駛一輛雙人座位的小車，以極高的速度從巴黎開往法國蔚藍海岸，再駛往義大利。當然，做這種事在當年要比今天困難得多。他告訴我那些道路很糟，灰塵很多，而且到處都是釘子，常常刺進他的車輪……

一九〇五年，我首次到俄國演奏。我抵達俄國的時間實在不是巡迴演出的良機。雖然我離開巴黎前往莫斯科時還不知道，但是俄國革命已經展開。

剛過俄國邊境，我們的火車就在維爾紐斯[1]被攔下，所有的乘客都被叫下車。火車站裡一片騷動，行李高高堆起，幾十個人走來走去，打著手勢，大喊大叫。我聽不太懂他們說了些什麼，因為大多數人說的是俄語。在候車室裡，一個身穿制服的人朝我走近，向我介紹自己。他是鐵路局的高階官員，也是俄國軍隊的一位將軍，而且似乎對我的工作知之甚詳。他說所有通往莫斯科的交通都因為一場鐵路罷工而堵塞，不過，一列專車將駛往聖彼得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搭這列火車。我想到回去巴黎的那一千多里路，就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議。當我們向北行駛，穿過下雪的俄國鄉間時，我心想不知道會面對什麼樣的情況。

一抵達聖彼得堡，我就去見指揮家亞歷山大·席洛第。我跟他透過信，知道他的名聲。他年輕時是優秀的鋼琴家，曾經先後受教於柴可夫斯基和李斯特，李斯特對他的影響很大，後來他嶄露頭角，成為俄國頂尖的指揮家。當時他在聖彼得堡的一個管絃樂團擔任指揮。席洛第十分熱誠地接待我，他和李斯特的相似程度令我吃驚，他簡直就像李斯特的孿生兄弟，甚至臉上有一顆跟李斯特一樣的痣。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他在涅瓦河河畔有間漂亮的宅邸，擁有豐富的音樂藏書。當我告訴他我沒能前往莫斯科，他說鐵路罷工也給他帶來了困擾，他所邀請的一位獨奏家無法抵達聖彼得堡。他問我是否願意代替那位獨奏家演出，我欣然同意。那場音樂會在十分戲劇化的氣氛中舉行，城裡由於大罷工而停電，音樂廳用燭光照明。觀眾反響極佳。

我在聖彼得堡停留了兩三個禮拜，和席洛第合作演出了一系列的音樂會。城裡籠罩著一種不祥的緊張氣氛，黑夜被槍聲劃破，讓人覺得隨時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涅瓦河對岸有動亂，我跟席洛第說我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他說：「別做傻事。你想遭到槍擊嗎？」可是一天晚上，音樂會結束後，他讓步了。我們叫了一輛馬車外出，透過河上的一座橋。在另一側岸邊，我們聽見附近有槍聲。突然有一個人搖著旗子，從一個街角衝出來，經過我們的馬車時，他狂亂地用俄語大喊。我問席洛第那人在喊些什麼，席洛第說：「他在喊『沙皇共和國萬歲！』」

這就是當時人的心態！俄國人拼命想要結束他們忍受這麼久的獨裁政治，可是被灌輸的思想卻讓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沙皇做領袖的共和國！

在第二次前往俄國時，我親身體驗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遭到鎮壓之後的高壓措施。在邊界，幾名沙皇軍官質詢我，他們是身穿制服的壯漢，待我如某種危險的顛覆勢力。我想像不出他們在懷疑些什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