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第1/2 頁)

有一次，我正坐在那兒，受傷的手上打著石膏，格特魯德說：「你看起來就像埃爾·格列柯[2]的《手撫胸膛的貴族男人》裡的那個男人。」

我大笑，告訴她：「就算我不能演奏，我的手指頭也要擱在代表著藝術與音樂的那件樂器上。」

後來那些年裡，格特魯德和她的另一個哥哥里歐·斯泰因移居巴黎，我常見到他們。在巴黎她成為文藝界的傳奇人物，裡歐則成為知名的藝評家。我每次去盧森堡公園附近的小公寓拜訪格特魯德，都能看見她在閱讀，裡歐在畫畫。公寓牆上掛滿了畫作。「這些畫，」她對我說，「都是那些無人聞問的年輕畫家畫的。」那是亨利·馬蒂斯、畢卡索和其他畫家的作品。我在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見過畢卡索，那時他還是巴塞隆納一名學藝術的學生，即便是那時，我也極為欣賞他的作品，雖然我們從不曾在巴黎相遇……

我首次造訪舊金山時，跟一位名叫特蕾莎·赫爾曼的年輕女子建立起一段珍貴的友誼，她父親是猶太教牧師。她彈鋼琴，妹妹拉小提琴，她也參加了那次爬塔瑪佩斯山的難忘之旅。我們的友誼持續了將近七十年。我每次去加州，都會跟她見面，當一九五〇年代在波多黎各首次舉辦卡薩爾斯音樂節時，她也前來觀賞演出。最近她去世了[3]，我很難過。她屬於我早年那些朋友中僅存的幾個。是的，許多回憶仍在，可是，唉，很多朋友已經離世。

一九〇四年，我第二次前往美國巡迴演出。我跟紐約大都會管絃樂團首度同臺，演奏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同一季裡，理查·施特勞斯首次於紐約演出他的交響詩《堂吉訶德》，我擔任大提琴獨奏，由那位偉大的作曲家親自指揮。那場演出頗受好評，可是有些負責宣傳的人認為我應該表現得更戲劇化一點兒。當時流行戲劇化的演出，一個人的音樂才華多寡甚至要根據他頭髮的長短來判斷。我的頭髮一向不長，事實上，我已經開始脫髮。經紀人對我說，假如我在演奏時戴頂假髮，我在美國的演出就能拿到高出幾倍的酬勞……

那次巡演中，我的經紀人讓我有一次不愉快的經歷。在職業生涯中，我儘可能避免處理金錢事務。當然，生活中不得不用到金錢，而且我知道金錢有時是被用來做利他的用途。但我覺得金錢有種可厭之處，不喜歡親手處理。巡迴演出過程中，財務事宜都是由我的經紀人處理。他們會替我收取酬勞，再為我存入帳戶。第二次美國巡演時，我的經紀人也這麼做了。可是那一次，我發現他從我每一場音樂會中收取的報酬，遠遠超過他告訴我的對方支付給我的酬勞。我非常生氣，不是為了那些錢，而是因為那個人不誠實。

等到巡演結束，回到紐約，我給經紀人打電話，請他到我下榻的飯店。他提議在他的辦公室見面，但我說不，應該到我這兒來。我走到大廳，把一張小桌子和兩把椅子放在飯店入口的旋轉門旁邊，在那裡等他。等他來到，我請他在那兒就座。

他問：「巡迴演出怎麼樣？」

我說：「都很好，除了一件事。」

「什麼事？」他問。

「我的經紀人是個小偷。」我說。

他的臉色變白，慘白，眼睛睜得很大。「你說什麼！」他說。

「不，」我告訴他，「撒謊沒有意義。我很清楚你從我每一場音樂會中拿到多少錢。」

他站起來，張口結舌。

此時我抓住他，按照我的計劃，把他扔向旋轉門。我儘可能地快速轉動那扇門，而他被門撥弄來撥弄去。我十分用力地推那扇門，把門都推壞了。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去，沿著街道跑掉了。

當然我得賠償那扇門，這在我預料之中。我一直沒取回他拿走的那些錢，其實我並不在乎。我想給他一個教訓。

半個多世紀以後，我前往華盛頓為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