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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韋德拉還是設法替我們弄到了護照和尚普蘭號的船票。當我們正準備前往碼頭時，壞訊息傳來：德軍的飛機把尚普蘭號炸沉了！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全都又餓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爾多找到旅館房間或其他棲身之處——就連在咖啡館都買不到食物。我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普拉德。我們又回到計程車上。回程顯得無比漫長，路上擠滿了軍隊和難民，我們的車子緩緩爬行，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裡我們睡在車上，終於在第二天午夜抵達普拉德。

當我們把車開到豪華旅館前面時，發現大門緊鎖。阿拉韋德拉用力敲門，旅館老闆在一扇窗戶裡張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們回來的原因，老闆說我們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阿拉韋德拉問我們能否要幾張床過夜，並告訴老闆我生病了。

「德軍隨時可能抵達，」老闆說，「要是他們知道我曾經收容卡薩爾斯怎麼辦？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的敵人，我得顧及我的家人。」

此時鄰近一家菸草店鋪的老闆被我們吵醒了，他願意收留我們過一夜。「你們得理解一下，」他說，「我沒有多餘的床鋪，可是你們至少不必露宿街頭。」

於是我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許多年來，眾人都對我十分慷慨，給了我許多禮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個菸草商讓我們在他樸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為珍貴。

第二天，我們在普拉德的一間公寓找到暫時棲身之處，不久後，我們設法在鎮郊租到一棟房屋。那是棟小小的雙層樓房，離街道有點兒距離，周圍是迷人的古老庭園和樹木。阿拉韋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樓，我搬進屋簷下的房間，帶著我的大提琴和我買的一架舊鋼琴。這棟屋子叫作科雷特別墅，往後十年我就住在那裡。

隨著法國投降，維希政府[1]在年邁的貝當元帥的領導下成立，我們在普拉德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雖然法國南部尚未被納粹佔領，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敵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權力。我再度試圖儘可能地協助集中營裡的西班牙難民，在佩皮尼昂、馬賽和其他城鎮舉行慈善獨奏會，可是要幫助他們越來越難。那些難民的惡劣處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許多人被迫在所謂的勞動大隊工作，那其實比有組織的奴役好不到哪裡去。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身邊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民眾公然對我表現出敵意，另一些原本與我友好的民眾從我身邊經過時會別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知道他們害怕若跟我有關聯，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澀的日子，我不時覺得衰老且與世隔絕。

事實上，外界顯然也有些人與人隔絕了，至少可以說他們無從得知我的情況。後來我聽說美國刊載了一篇報導，大意是說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裡受苦，等待處決！是的，事情永遠可能比實際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寫了一封信給《紐約時報》否認那則謠傳，說我仍是自由之身，並且不時為難民舉辦慈善獨奏會，那時埃森伯格已經移民美國。

當然，生活並不全是那麼淒涼。我想，即便是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活也不會全然淒涼。普拉德居民當中有少數朋友還是會偷偷來看我，他們的來訪溫暖了我的心。再說，我有阿拉韋德拉和科雷特別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還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隆尼亞人和我保持聯絡。其中之一是我親愛的老友——詩人加索，他是共和國時期加泰隆尼亞政府的文化部長。有一次，我們長久的戰友情誼給我們帶來了麻煩！跟加索為友期間，我們總是能給彼此靈感，只要我們聚在一起，就會想出令人興奮的主意。在普拉德時，有一天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主意。距離鎮上幾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腳下，坐落著古老的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那是一棟建於九世紀的加泰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