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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盡所能地用它們來支援我信奉的理想——自由與民主的理想。我成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樂家協會的榮譽主席，該協會在美國成立，成員包括謝爾蓋·庫賽維茨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作曲家維吉爾·湯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樂評家奧林·唐斯。我四處旅行，在歐洲、南美洲、日本舉辦慈善音樂會，為籌措食物、衣物和藥品募款。到國外去，我的心情並不輕鬆，我覺得自己應該留在家鄉，與同胞共擔可怕的苦難。加索和其他人堅持認為我在國外能給國家更多的幫助。有時候我認為他們是想保護我，我跟他們爭辯，但他們說服了我。我在國外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懷著錐心的痛苦。我在報上讀到那些蹂躪國家的戰役，陷入烽火之中的市鎮，遭到圍困的城市裡的飢餓兒童。在演奏之時，我知道炸彈正被投放。夜裡我無法入睡。當我跟別人說話時，我常常覺得說話的彷彿是另外一個人，我並不在場。音樂會結束後我會在街道上踽踽獨行，心情沉痛。

我定期返回西班牙，每一次我都能看見飽受戰爭摧殘後令人心痛的可怕痕跡。巴塞隆納大片地區成為廢墟，到處都是建築物的殘骸。大批難民擁進城裡，食物極為短缺。我在醫院、劇院，以及收容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機構舉辦了音樂會。兒童的處境最為悽慘，令人不忍目睹。成千上萬的孩童無家可歸，成為孤兒，另有成千上萬的孩童在無止盡的空襲中受傷、死亡。光是巴塞隆納，就遭受了幾百次大型轟炸。有一次，接連三天不曾中斷，法西斯分子的飛機每隔三小時就來轟炸這座城市。當時巴塞隆納人民連一架能用來自衛的飛機都沒有！而且也沒有真正的防空洞，根本無處躲避那些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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