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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由瓦爾特·達姆羅施指揮，帕德列夫斯基、克萊斯勒和我演奏貝多芬的《降b大調鋼琴三重奏》。西班牙女高音瑪麗亞·巴里恩託斯、荷蘭女中音胡利婭·卡爾普，以及愛爾蘭男高音約翰·麥考馬克也參與了演出。音樂會即將結束時，我們把燈光全部熄滅，單留一支蠟燭在鋼琴上。偌大的劇院裡，只有一支燭光在舞臺上搖曳，然後帕德列夫斯基彈奏起蕭邦的《送葬進行曲》。

[1] 法國作曲家，近代「印象主義」音樂鼻祖，代表作管絃樂《大海》、鋼琴曲《練習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

第九章 音樂在巴塞隆納

音樂家也是人，他面對生命的態度要比他的音樂更重要。

一戰結束後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個悲喜交集的經歷。這座輝煌的城市喚起我無數鮮活的回憶，當我走在城中美麗的大道和狹窄的小街上，周圍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親切而熟悉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是個想開展事業的年輕人，在世紀之交和拉穆盧管絃樂團於此地首次演出。在這裡，我和鮑爾、皮卡爾上校、柯爾託、蒂博和許多其他親愛的友人首次相遇。雖然離開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這段過往同時也遙遠如夢，我知道那屬於一個無法尋回的過去。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在莫里託別墅的房子。離開巴黎前，我把許多私人物品裝箱，寄放在一個小倉庫裡。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領回。眼前所見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亂！那些箱子被人開啟過，我的書籍、音樂作品和書信四下散落，大多書信不知所終，包括我從好友、老同事與舊識那兒收到的幾十封信，如格拉納多斯、聖桑、理查·施特勞斯、朱利葉斯·隆特根、莫爾和其他人的來信。這些信件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它們記錄了美好的時光以及我們曾分享的親密思緒，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亂動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訴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們搜查過我的私人物品，還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全拿走了。他們究竟懷疑我哪一點，我仍然不知道，也許單單是身為外國人這一點就夠了。戰時，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抱著尋回這些信件的希望，我寫了好幾封信給法國政府機關。我的信也許存放在他們的官方檔案中，說不定如今還在那裡。不久之前，我一個朋友嘗試跟擔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檔案裡，可是沒有結果。總之，我從未得到政府機關的迴音，也不曾再見到那些信……

住在國外那二十年裡，我知道我遲早會回到加泰隆尼亞定居。當我回到聖薩爾瓦多，我常和母親討論我該何時返鄉定居，她會說：「等時候到了，你會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時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隆納住下來，就此進入我音樂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在許多方面，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階段。

我回到巴塞隆納時，這座城市有兩個交響樂團。他們沒有固定的演出日程，只在特殊場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練。當我聽他們演奏時，對這樣一座大城市居然沒有更好的樂團感到震驚。歐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絃樂團，為什麼巴塞隆納沒有？

我問其中一個樂團的指揮，是否能做點兒什麼來改善這一情況。他說：「你離開太久了，對現在的巴塞隆納不怎麼瞭解。這兒沒有人才供以組成更好的樂團。」我去找另一個樂團的指揮，他的回答也一樣。

我告訴那兩位指揮，我很樂意盡我所能來協助他們。我還說，如果他們願意，我可以為他們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財力支援，我也會籌措。但他們不感興趣。

起初我絲毫無意成立自己的管絃樂團。的確，我對指揮具有熱情，我想這可以追溯到我還在父親的合唱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