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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況。每個星期我都會收到一個從巴塞隆納寄來的包裹，裡面全是從各種報章雜誌上剪下來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興趣的新聞，不管是政治、文化、經濟、體育。這些剪報是我一個加泰隆尼亞朋友寄來的，只有在他來普拉德時我才會見到他。他並不富有，但他將此事視為他的職責，每週把剪報寄來給我，沒有缺過一次。

我繼續擔任西班牙難民救援會的榮譽主席，該組織於二戰後在紐約成立，它幫助那些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流落法國的西班牙難民。雖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許多人已經在法國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國仍然有幾千名生病、衰老、貧困的難民，許多人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或是後來跟盟軍一起對抗希特勒，在戰爭中因傷致殘。他們大多數住在法國南部，住在貧民窟或鄉下的陋舍裡，生存環境令人心碎。他們只有最簡單的必需品，很多人靠著每日不到五十分錢的收入過活。我寄給他們食物、衣服、醫療用品、購買煤炭和木柴的錢，或是給他們孩子獎學金，這不是做慈善，因為，唉，虧欠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遠償還不了。

許多人忘了在西班牙發生的事。他們不去想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犧牲一切的難民。然而，正義和道德要求我們記住這些事，尤其要記住西班牙人民仍舊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言及西班牙的情況。我再度陳述渴望見到我受苦已久的國家恢復民主，並重申我對獨裁政權——那個在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權的憎惡。我在給尼克森總統的信裡寫道：「但願以爭取自由聞名的美國將重新評估對佛朗哥政權的態度，以決定是否該延續過去這三十年來的做法，繼續支援西班牙嚴苛的獨裁政權。」我從尼克森總統的助理那兒收到一封含糊其詞的回信。

當然，最近幾年來有重要的發展。對抗獨裁政權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變得更強更多，在大學生、工人、知識分子、神職人員之間，他們迫使該政權做出一些讓步。佛朗哥掌權之後許多年都不允許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報章上甚至會有關於我的文章。當然，那些文章只提起我的音樂，從來不提我的政治意見。最近我的朋友造訪紐約的西班牙旅遊局，他們拿到的宣傳資料稱我為西班牙知名公民，卻絕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個來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說他已經離家三個多禮拜，開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訴他，「我離家已經三十多年了。」

也許我再也見不到加泰隆尼亞。多年來，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還能見到我所愛的故鄉重獲自由，現在我沒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終將來臨，而我為此感到歡喜；但我也許無法活著看到那一天，這又令我悲傷而遺憾。

畢竟，我已經活得相當久了，我並不指望能永遠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並無恐懼，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樣自然。但我的確帶有遺憾，我為留下這個處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遺憾，我為瑪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將會感到悲傷。

當然，我會繼續演奏、練習。我想假如我再活個一百年，我也還是會這麼做。我不能辜負我的老朋友：大提琴。

致謝

在此書的初始創作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關於卡薩爾斯的著作和文章，正是這些著作和文章為我之後的訪談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背景材料，讓我更多地瞭解到他的早年事跡。這其中最具價值的是瓊·阿拉韋德拉的《巴勃羅·卡薩爾斯》，j瑪科雷多的《同卡薩爾斯的對談》，莉蓮·利特爾哈爾的《巴勃羅·卡薩爾斯》，以及伯納德·塔普爾的《流亡的大提琴家》。在研究過程中，我時常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圖書館翻閱館中豐富的資料，其間館長文森特·達克斯教授提供了大力幫助，對此我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