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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破壞共和國的好名聲，」我說，「如果你們控制不了局勢，就應該辭去政府職務。」

他們說：「如果是這樣，那麼加泰隆尼亞就沒有政府了……」

我到無政府主義分子的總部去。那些人那麼奇怪！他們恭敬地聽我說話，可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明白我在說些什麼。他們認為自己的行動完全正當。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哲學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政府當局，毫不遵守法律。「人民是唯一的法律。」他們對我說。說也奇怪，在某些方面，我覺得這些人就像小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聖薩爾瓦多的家裡練習大提琴，兩名武裝男子衝進我練琴的房間，說：「我們前來逮捕雷儂先生！」雷儂先生是個巴塞隆納商人，在附近擁有一棟度夏別墅。我告訴那兩個人他不在我屋裡。他們走了。沒多久他們又回來，押著我的鄰居，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哭泣。他們對我說：「我們想用你的電話打到本德雷爾去，要他們派一輛車來。」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他們可能打算處決我的鄰居。我說：「只有我可以使用電話，你們不行。你們不能把這個人帶到其他地方去。」他們對我怒目而視，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他們似乎感到有點兒不自在，說是奉了本德雷爾鎮長的命令列事。我打電話給鎮長。從我的語氣他聽得出我有多生氣。他說：「噢，那兩個人一定是弄錯了。我是指示他們去另外一個地方。」我把鎮長的話告訴那兩個人，請他們離開我的屋子，並且把我的鄰居留在這兒。他們顯然氣壞了，但還是走了。這件事可以證明在那段日子裡「正義」往往是如何實行的！

這類事情不僅發生在加泰隆尼亞。全國其他地區，政府的權威也在瓦解。政府發言人、工會領袖和知名人士透過廣播向民眾發出呼籲，力勸他們不要自行執法，要尊重政府權威。可是好幾個星期之後，政府才真正重新掌控局勢。

當然，在每一場戰爭中，雙方都會採取暴行，事實上，還有什麼暴行大過戰爭本身？可是說到西班牙內戰，有一件事要說清楚。發生在共和政府控制地區的那些暴行並非出自政府指示，而是那些不負責任、無法控制的人的行為，他們利用了那場混亂。政府對這些暴行深感遺憾，並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情況截然不同。法西斯分子的領袖沒有試圖制止暴行，反而在他們的統治區鼓勵殘暴的鎮壓和迫害行為。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為是官方政策的一種工具。他們有系統地計劃並實施恐怖行動，不僅在其軍事政府統治下的布林戈斯、巴達霍斯、塞維爾和其他城市施行駭人的集體處決，還不斷瘋狂轟炸巴塞隆納、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那些可怕的轟炸往往是由德國飛機或義大利飛機執行，成千上萬無辜的男女老幼因此喪命。這是歷史上頭一次飛機轟炸，畢卡索運用象徵手法在他那幅名畫《格爾尼卡》中表現出轟炸的情景。而且這預示著世人將在二戰中再次悲慘地面對轟炸，它們是納粹「恐怖政策」的表現。

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個音樂家。然而，說到西班牙內戰，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一件簡單的事實，當時對我而言再清楚不過。那些試圖以武力推翻一個由普選產生合法政府的人要為這場戰爭負責，由於陰謀起初未能得逞，他們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我想，這個問題如今已無須爭辯。當軸心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費了一番功夫去解釋西班牙內戰的意義。但我得說，當時我對於西班牙內戰的意義並無困惑。那時我堅信，哪個政府應該存在，應該是由人民的選票來決定，而非由軍事叛變者的槍彈來決定，如今我仍舊這樣想。對我而言，支援西班牙共和國是原則問題。在良知上，我怎麼可能不這麼做？

我擁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揮棒。內戰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