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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反對極端的民族主義。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優越——可以說他們不同，沒錯，但不能比較誰更優越。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自認有權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愛國主義則完全不同。愛鄉之情深植於人類的天性之中。我想起康帕尼斯之死。我認識康帕尼斯的時候，他是加泰隆尼亞的主席，那是在西班牙共和時期。有些事情我跟他意見相左，但他是個愛國者，是個優秀的律師，支援加泰隆尼亞勞工階層的奮鬥目標。當法西斯分子奪取了政權，康帕尼斯和一些共和黨人領袖逃往法國。佛朗哥要求將他遣返，而法國貝當元帥的政府從命了。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將他處決了。面對行刑隊，康帕尼斯點燃一根煙，脫掉鞋襪。他死的時候想要腳踩著加泰隆尼亞的土地。

在巴塞隆納，我的運道突然好轉。在巴黎那些日子的困苦、匱乏和無常，很快就成為過去。我的老朋友兼老師加西亞剛剛辭掉他在市立音樂學院的教職，準備移居阿根廷。在我還是個十一歲男孩的時候，他讓我認識了大提琴的美妙。我受邀去接任他在學校的職位，同時，我也接下教導加西亞私人學生的事務，以及他在教堂儀式中的演奏工作。幾個月之後，我被聘請去裡塞奧高等音樂學院任教，同時獲聘為歌劇院管絃樂團的首席大提琴手。突然間，我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教育工作如今佔去我大部分時間。對於我逐漸成為成熟的音樂家，那是個重要的時期。我從不曾刻意將教與學劃分開來。當然，一個教師應該要比學生懂得多，可是對我來說，教就是學。當年在巴塞隆納市立音樂學院如此，如今仍是如此。

我繼續努力修習演奏技巧。我下定決心，不受過去任何成規阻礙——向過去學習，但不要被過去羈絆。我的目標是儘可能在大提琴演奏上達到最佳效果。我一向認為技巧是手段，而非目的。一個人當然要掌握技巧，但同時也不能被技巧束縛，而必須明白運用技巧的目的在於傳達音樂的內在意蘊、音樂的訊息。最完美的技巧就是那種完全不露痕跡的技巧。我一再自問：「做這件事最自然的方式是什麼？」我把我在市立音樂學院求學時摸索出的指法和弓法教給學生，讓他們認識到放鬆的重要性。演奏大提琴時，左手處於極端緊張的狀態，必須不斷練習以維持靈活。我示範給學生看，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演奏時可以放鬆左手和手臂，哪怕只是幾分之一秒的時間。在這一切之上，我強調最重要的是尊重音樂，明白藝術家在為一位作曲家的音樂注入生命時所肩負的重大責任。

當然，沒有什麼能取代努力。我自己不斷練習，我一生中都是如此。曾有人對我說，我演奏大提琴如小鳥飛翔般輕鬆。我不知道小鳥在學習飛翔時費了多大的力氣，但我很知道我在大提琴上下了多少功夫。演出看來輕鬆，是因為有臺下巨大的付出。當然，凡事都有例外，就像我朋友阿爾貝尼茨，他從來不練習。可是這種例子很少見。熟練幾乎源自最大的努力。藝術是苦練的產物。

當夏天來臨，我在巴塞隆納的工作減輕了許多。市立音樂學院放假了，其他工作也暫時中止。因此，當我獲邀去埃斯品浩的一家賭場演奏時，我欣然接受，那是葡萄牙海岸波多市南邊的一個度假地。前往該地會經過馬德里，我心想若能再見到墨菲伯爵該有多好。對於前一年我前往巴黎時，我們之間的誤會，我仍然感到遺憾。我寫了一封信給伯爵，敘述所有的事，告訴他我將前往埃斯品浩表演，問他在我行經馬德里時願不願意見我。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覆。他回信說：「儘快來。」他就是這麼和氣，而且體諒別人。

我一到馬德里，就急忙到他家去。他歡迎我就像歡迎自己的兒子。我們聊了又聊，彷彿我們之間從不曾有過任何爭執。

在馬德里我也見到了克里斯蒂娜王后。她極其和藹地接待我，要我仔細告訴她自從我們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