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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開始尋思：他們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啊？根據一家管理雜誌所進行的一次深入調查顯示，僅僅是為了找到開始工作所用的工具，美國的勞動者們每天花掉的時間就有30分鐘。很明顯，“工作”和“正在工作”二者有重疊的部分，但也僅僅只是在一個點上而已。

或許這種如宇宙飛船飛向未知方向般的過程，並非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不可挽回；或許我們正處在法國社會史學家米歇爾？福柯所稱的“認識論斷裂”的邊緣之上，這跟那種“正規化的轉換”①並不相同。某種“認識論斷裂”可被看成是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因為其形成了一種新的框架，使人可以從自身的角度去審視這個世界：例如，卡爾？*對歷史的重構使其將歷史當成階級鬥爭的歷史，這種觀點的提出就可被看成一個分水嶺。或許，這個世界上所面臨的物質資源—燃料、水源、食物—的危機，將會迫使人們進行修正，從而使工作不再繼續朝著抽象化的形式去發展。隨著使用這些基礎性資源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們對於服務性專案的支出將會減少，而我們的注意力將再一次聚焦在尋找事情的真相上。這將會對我們的工作過程產生撞擊，我們將會被要求去證明，“附加價值”並非超過了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基本價值。誰知道呢，但或許工作也將可能重新回到其本質形式。這種工作不再需要那麼多的誇誇其談，而是更多實打實的勞動，就像是把乾草捆紮成捆、給輪船的船身敲入鉚釘或者是紡織短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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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蘇格拉底吃早餐　第五章（1）

看醫生，害的相思病也該看看

假如說愛情是一種疾病的話，那麼疾病也同樣是一種愛情了。因為在本質上，它也是“從黑暗中飛來”，讓人不可預計，而且是使人盲目的。長著翅膀的丘位元或者一場傳染病，當它們正在來臨時，你都沒法看到。

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一則笑話並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夠行得通。把俄羅斯人逗得鬨堂大笑的笑話，卻能讓索馬利亞人變得眉頭緊鎖。當然，反之亦然。但的確有一些笑話，能夠跨越國家界限，四海流行。

一個男子打電話給醫生：

“醫生，我該怎麼辦？我的朋友剛剛暈倒死掉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確認他的確已經死了”

“好的，等一下……”槍響了一聲。“現在幹什麼呢？”

或許，這則笑話並不像蒙提？派森組合（Monty　Python是英國著名的六人喜劇團體。）所表演的喜劇作品一樣具有超現實主義的滑稽精神，因為，它使人因笑而死。但在一個有關具備普適性吸引力的笑話研究中，這卻是一則“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在緊急狀況之下的無可奈何、醫生和呼叫者之間錯誤的資訊傳達、它的悲劇性後果、呼叫者以熱切坦率的態度所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這則笑話把這些元素組合到了一起，從而在聽眾那裡激發起了某種情緒。它在讓人難以忍受的同時，將微妙的情緒展現得淋漓盡致，所以這在所有關於醫生的笑話之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了。

但是，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多的笑話是關於醫生的呢？為什麼沒有那麼多有關獸醫或者園丁的笑話呢？原因在於，人們總是傾向於去取笑那些把我們搞得緊張兮兮的事物。而在關於醫生的這個例子之中，把我們搞得緊張兮兮的事物恰好就是他們身上所具備的權威性。

就像是法國偉大的批評家莫里斯？布朗肖—《黑暗的托馬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一則發生在醫院中的故事中所寫的那樣，“我非常喜歡醫生們……然而令人感到煩惱的事情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會變得越來越有權威。有些人或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醫生們的確就是醫院裡的‘國王’”。從我們稱呼她（或者他）為醫生的那一時刻開始，我們就意識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