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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無怪乎其不肯議行也。且限田國之大計也，或恥其論不由己出而力為阻撓，雖非私意，亦屬忮心。又或以為千百年未經行之事，一旦舉行，關係甚重，倘力持其說而行之，設有紛擾，得毋罪及首議之人，雖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難，故議之而不果行也。

伏祈“聖明自有裁斷”，排除干擾，“以立聖朝養民之大法”：

我皇上御極以來，於養民惠下之政，凡耳目所及，心思所到，無不次第舉行矣。乃限田之法，實王道之大端，而自漢、唐、宋、元以來終未克舉行者，將毋天心之有待於皇上也。

硃批：“大學士等議奏”。＇6＇直隸總督高斌遵旨覆奏：

查限田之說……其言似乎近理，而其意固亦美矣，但未嘗詳察而切究之也。夫直省之廣，地土之高下肥磽，風俗之奢檢勤惰，生民萬有不齊。而欲以數條科則限之以制，將欲其均之而適有不均之嘆，此事勢之顯然而易見者。

至於世風不古、民俗澆漓，……是限田之說一行，貧民且未必能即受均田之益，而富民之擾累，吏治之紛繁，其不便且有不可勝言之處。

明白指陳“世風不古、民俗澆漓”，今日情勢已不適宜恢復古制。＇7＇

這樣的一些議論，自然涉及傳統政治理念的若干基本問題，即在儒家而言，一方面是積極入世用世的，另一方面卻隱含有“悲觀”、“幽暗”的一面。在社會上，對所謂“貧富不均”、“生民萬有不齊”一類的問題，並無力剷除；＇8＇在政治上，對《儒林外史》所說的官官相護，《兒女英雄傳》記載的官場傾軋，都沒有打算，也不可能“徹底解決”。＇9＇因為眼下已經不是“三代”，而是三代以後，因此任何努力都只能是有限的不容樂觀的。《御批綱鑑》（卷93）：

均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而實不可行；蓋民之貧富不一，必欲齊之，則諸弊以起。

為此只能採取現實的態度，不能抱有什麼過高的奢望，只可“因時立制”，＇10＇不得隨意鼓吹什麼蠱惑視聽、不負責任的美好方案。因此，乾隆初年的“迴向三代”，也不過是一種嘗試而已，到一定時候，便只能“見好就收”了。

尋，大學士張廷玉遵旨議奏：“今日而議復限田，誠無不可行之理，而有不可行之勢”，又有何“善策”可依，如 田以何為等差？限以何為多寡？直省風土亙異，貧富長落不時，非清查不知，而查則滋擾。縱使章程既定，券契可憑，而瓜分詭寄、改戶移名，即精明之吏亦難按冊而稽，將胥吏乘機需索訛詐，而小民震惑，互相告訐，獄訟紛繁。古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在毋擾之而已……

至稱請收買公田，……宋元明皆有之，……收買時不無長短，催租時不無凌虐，完納時不無勒索，比之民種民田實有便有不便。＇11＇

一年之後，漕運總督顧琮奏請實行限田，“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無所撓挫”，＇12＇八年九月，上諭：“朕深知此事，名雖正而難行”，爾以三十頃為限，……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則每人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戶，何益於貧民？況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為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於一時，而可收功於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此事著停止，並令各督撫知之。＇13＇

“名雖正而難行”一語，正道出了皇上的矛盾心情。於是也就像其他的眾多問題一樣，把它擱置、留給了後人。＇14＇

十月，河東鹽政吉慶具奏，一再言及皇上“既深知其不可行，猶冀望其或能行”之苦心。＇15＇此後幾乎就不見有關修改田制的議論了。

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