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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那時的大人先生們根本不知奧林匹克運動為何物，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完全無視了邀請函的存在。於是中國與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就這樣擦肩而過。在此之後，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每四年開辦一次，但中國幾乎每次都遇上重大天災**，比如1900年第二屆時，恰值庚子國變，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入京、帝后西狩，自然無暇關注；1904年第三屆時，日本和俄國在東北大打出手，英軍則攻入西藏拉薩；1908年第四屆時，光緒皇帝、西太后先後駕崩；1912年第五屆時是清末民初大變革時期，人心惶惶，更是無人關心這個問題。

“光緒三十四年（1908）第四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召開之際，天津有本雜誌名叫《天津青年》，曾提出了三個振聾發聵的疑問：中國何時參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派一支代表隊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參加運動會、舉辦運動會不僅僅出人出錢出力的問題，更關乎民族氣魄、國家尊嚴。或許咱們暫時還舉辦不了一屆奧運會，而且預計在後年舉辦的第六屆奧運會很可能因為歐戰而停止，那咱們能不能現在就著手培養運動員，以便六年以後參加第七屆奧運會呢？”

湯壽潛道：“老夫記得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的時候曾附帶著舉辦過一次全國運動會，我們何不仿照此例，再舉辦一屆全民運動會呢？”

孫元起道：“孫某的意思也是這樣！當然之前南京舉辦的那場運動會雖然名為‘全國’，其實參與者不過140人，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大中小學生，娛樂多過競爭。咱們這次在京城舉辦的這場全國全民運動會，將會由北平鐵廠、漢陽鐵廠、致用醫藥等企業贊助，獎金優渥，不花費一分公帑，但必須範圍更廣、聲勢更大、專案更多，以期達到增強國民體魄、凝聚全國人心的目的！”（未完待續。。）

四八七、聖人道大能亦博

湯壽潛笑道：“聽到百熙提及用勸業會、運動會、交流會、展覽會等凝聚人心，老夫倒是想起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另一個會來，他們同樣以‘維持國運，挽救人心’相號召，並在全國各地設立分會，吸引文人士紳數以萬計，不少人為之如癲似狂。”

孫元起馬上便反應過來：“蟄翁說的是孔教會吧？”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改良過的儒家雖然沒有躋居國教位置，但在思想、法律、選拔、制度等國家社會方方面面都烙上自己的印記，然後逐漸融為一體，孔孟之道也在國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尊崇地位。然而隨著現代化過程而產生的制度變革，卻使得原來與傳統制度融為一體的儒家逐漸失去了原有的體制性支援。特別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度廢除，使得儒家的傳播渠道、儒家與權力之間的關聯都被一刀斬斷，造成儒家出現了“魂不附體”的狀況。

在清政府覆滅之後，儒家更是有如孤魂野鬼無處安頓。在儒學面臨如此困境的時候，自幼接受儒家經典薰陶、安身立命與孔孟之道高度契合的文人士紳眼見民主共和大行其道，而傳統的中華五千年政教卻跌落塵埃斯文掃地，一個個都不禁憂從中來，擔心儒學就此淪亡，中國文化也將隨之不保。而且他們覺得儒家對於維持中國當下社會秩序和文化認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於是借鑑西方啟蒙運動後政教分離的方式。想把儒家教會化，為失去制度性支撐的儒家尋求一種超越於現實權力而對社會秩序和國民道德發生實質性作用的“孔教”。

在辛亥革命後，全國各地相繼出現“孔道會”、“孔社”、“尊孔會”、“孔聖會”等提倡尊孔讀經的儒學社團。但這些都是自發成立，不成規模。就在此時，此前一直有創立孔教會的康有為授意他的學生陳煥章模擬基督教建制，聯絡前清遺老沈曾植、朱祖謀、梁鼎芬等人於1912年孔子誕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