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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飛猛進。名師出高徒。胡喬木這個學徒是學得好的,很快就當了主席的比較得心應手的助手。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新聞、政論的寫作。主席出個題目,說個意思,喬木同志就能寫出一篇社論或評論。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給報紙、通訊社發表,讓黨內外和國內外迅速、及時地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毛澤東說過,“秀才是我們的人”。12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4)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評價,許多重要文獻都是經他手完成的,從《解放日報》社論到新華社文稿,再到《人民日報》社論,以及政協的《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50年代《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與《西藏的革命與尼赫魯的哲學》等。胡喬木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他的思想方法上,更體現在他的文風中,“新華體”文風盛行,胡喬木是有影響的。
二 《學習》雜誌事件
《學習》雜誌事件,在當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並不是一件大事,但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義還是值得注意,因為這一事件涉及了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特別是于光遠、胡喬木、艾思奇、王惠德、吳江、許立群等延安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作用。由於當時在宣傳理論第一線,他們的思想傾向直接影響了新意識形態的建立,或者說,新意識形態在建立時,他們的思想起了什麼作用,為什麼他們會在新意識形態建立過程中,以一種比高層還要左的思想傾向來為新意識形態的建立進行理論闡釋?
《學習》雜誌是*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雖然與後來的《紅旗》雜誌、《求是》雜誌沒有直接關係,但實際上是同一型別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負責《學習》雜誌的先後是于光遠、王惠德、胡繩,雖然他們在黨內的地位與陳伯達、胡喬木不同,但因為他們是做具體理論宣傳工作的,新意識形態的建立和完成必須透過他們來完成。
所謂《學習》雜誌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高潮時,
《學習》雜誌第1至3期連續發表了一批文章,闡述他們對思想改造運動的觀點。第1期許立群《只有*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一文,把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說成是用無產階級思想來“根本否定”資產階級思想。第2期吳江《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一文,把資產階級在新*主義革命中的積極性解釋為資產階級的一種欺騙手段。第3期艾思奇《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等文,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新*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文章,按當時的理論要求,實質上否認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還存在著兩面性,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只有反動的腐朽的一面,從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仍有一定積極性的結論。
50年代初辦《學習》雜誌時,于光遠、王惠德這些延安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在既定的理論框架內儘可能把自己的理解個性化一些的要求,所以他們對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計,比高層還要左,這就與當時的路線和政策不相合,也與《共同綱領》有衝突,在資本家和*黨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層發現這一問題後,立即指示*加以糾正,*隨即召開了文教宣傳單位負責人參加的討論會。
1952年3月29日,*部長陸定一根據討論結果向中央作了《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承認“不允許資產階級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主義的觀點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認為是犯了“離開黨的路線和離開*主義的嚴重錯誤”。至於犯這些錯誤的原因,他認為“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資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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