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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經是快要上課的時間，說：“下午的課還上嗎？”

李小曼看看我，說下午的課沒人幫著“喊到”。沒有辦法，我們也只能先回去上課了。這節課還是“小胖”一個人在講臺上講傳播學，喋喋不休的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在中文系，最無聊的是寫作課，老師會用一節課時間去講怎樣描寫學校的一個廣場，然後告訴我們怎麼樣才能寫得好。老師不知道，教室裡還有一個男生在繼續寫著中國版的《洪堡的禮物》。當我們在看《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電影的最後，姜文的一句“古倫木”，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一直都在固定的模式中變化著。而我們的所謂的“教學改革”，也只是把電影中“歐巴”的臺詞改成了“傻×”。

而我這首詩呢？應該什麼都不是。一瞬間，我覺得自己一度為之奮鬥的寫作事業竟是那麼的做作。它像玩笑一樣並不需要我們付出多少真情在上面。當我知道我的事業心也和我的愛情一樣變成了無關緊要的搭配時，我想，我還能在什麼事上認真起來呢？每年秋天的時候，農民們都開始收稻子，一茬茬的稻子種下去時都是苗，收穫時就都是稻子了。可是寫文章的人就沒那麼幸運，廣種薄收的日子太多了。這話也許說得太片面，有的會賺錢的作家，種幾畝狗尾草，秋天的時候，也會有人去田裡搶著吃。而若是個認真的作家，不管施了多少肥在裡面，也避免不了青黃不接的結果。

朝酒晚舞十四（2）

生活上的青黃不接，最多也就如趙樹理寫的那樣，多點債務，借幾石米過日子，或者給地主打幾個月的長工。如果命好點，遇上紅軍進城，債務一下子都清零了，倒也安生。精神上的青黃不接，就有幾分嚇人的可憐了。當幾萬、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人都去狗尾草地裡去搶食的時候，才能看出瘋狂的所在。

寫文章真的太累了，寫了兩年了，身心俱疲。有的時候想寫點愛情故事，可就是沒有人家寫的純。有時候自己做夢也做得和別人不一樣，說的夢話也有文學水平。舍友們第二天都會告訴我前一天晚上說什麼了，有一句最經典的一定要說：“同樣是寫婚外情，為什麼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就成了名著了？”

看來寫作終究不是速成的，命運的天平也不是隻給自己傾斜的。即使出了幾個少年作家，被媒體吹得玄之又玄，但他們到底有多大的份量，也只有行裡邊的人能掂量明白。朱赫曾經問我：“你個大作家怎麼考這兒來了？考哪兒不比這學校強啊？”

我告訴他：“當時一個藝術院校面試的老師問完我問題後，對我說：‘我們家缺車。’我頓時一衝動，就問他：‘你要永久還是飛鴿？’”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朱赫笑了，他笑我太激動，太容易憤慨，換句話說就是對什麼事情都太在意了。

其實大可不必，我們都不是生活在一個簡單的二元世界裡，因此我們也沒有理由要求世界簡單點。朱赫就是一個樂於理解的人，而我習慣被別人理解。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藝術家，所以來這所大學也不覺得多屈才。至少這所學校裡的女生最多天天想的是怎麼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而不是打算幾十個人脫個乾淨，裸體排個圈然後說自己是行為藝術。記得當初有位仁兄在上網看到這則新聞時說：“知道衣服是幹什麼的嗎？那是冷的時候穿的。這幫娘們兒也就是敢在廣州那邊招搖過世，有能耐三九天到哈爾濱來。咱們這冬泳那好歹還是個挺健康的體育運動，我就不信這幫孫子敢零下30多度的跑這裝亞當夏娃。”

朝酒晚舞十五（1）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無論是我還是李小曼，或是朱赫都在冥思苦想如何能弄到錢，但毫無疑問，我們中沒有人能在兩個月內弄到至少5000塊錢。朱赫學會了發呆，他甚至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到底怎麼樣。我們可以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