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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所以，好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前，他的弟弟苻融勸他：“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於是，如王猛，如崔浩，這些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做事，而且擔任重職的大知識分子，都是竭力勸阻所輔佐的統治者不對南朝興兵動武，其實質意義是護衛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相反，在促成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戰爭上，倒是不遺餘力地鼓吹，說穿了，不過讓他們以蠻制蠻，互相殘殺罷了。

所以跟少數民族皇帝進行這種迂迴戰，是一場如履薄冰的危險遊戲。

王猛要高明些，因為“少貧賤，以販畚為業”，與社會多接觸，深諳世情。史稱他“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鹹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為意”。超脫而又嚴謹，無慾加之慎重，這是他能夠始終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雖然“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但這位出身名門的貴家子弟，養尊處優慣了，未免高傲自許，自我優越，行事隨意，清高慢世。史稱他“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而且歷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樞，出謀劃策，言聽計從，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應有的謹慎。

得意與忘形（3）

這兩位政治家的幸與不幸，也就在這裡分曉了。

苻堅得王猛，自比劉備得諸葛亮。“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苻）堅大怒，黜騰、寶，爾後上下鹹服，莫有敢言”。然後，“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於是，“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書固辭不受”。在政績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鹹熙，百揆時敘”。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後時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宜漸除之。’”終其一生，以文明來遏制野蠻，給自己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拓跋燾對於崔浩的寵遇，不亞於苻堅對於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樣拒謝，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細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徵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一個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後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政。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滿意，他“固爭而遣之”，別人替他擔憂：“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眾議，出浩以公歸第。”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是一個利益集團的總代表。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容納非本集團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壓制本集團的反抗，使其為自己效力。但是，這個被使用的人，忘記了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