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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表示不滿。他在上海指著報紙上林彪題寫的“四個偉大”問身邊人:“誰封我四個官呀?”“什麼永遠健康,難道有不死的人嗎?”
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卻是變化的。他一方面說過要搞正確的個人崇拜,但同時,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對自己過分吹捧。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與林彪在外交、戰爭等問題上發生了根本性分歧。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面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攻勢,毛澤東感到腹背受敵對中國不利,便考慮進行外交戰略的調整。他首先請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戰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戰略性建議。四位老帥向中央提交的報告認為:在世界範圍內,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蘇美矛盾比較集中在歐洲和中東,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四位老帥建議:應從戰略上利用蘇美矛盾,舉行中美高階會談,開啟中美關係。老帥們的建議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帥們的建議,決定調整我國的外交戰略,採取了兩項決策:一是同意蘇聯總理柯西金同周恩來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促成了10月20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把中蘇關係從戰爭邊緣拉了回來;二是利用尼克松剛剛上臺的時機,先是在天安門上接見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後又開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訪華,希望儘快開啟中美交往的大門。對於毛澤東的這兩項決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見。他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要與蘇聯對抗到底。幾十年領導和指揮軍隊的經歷,使毛澤東對軍隊問題異常重視。九大期間,他特別指出:軍隊,我不相信就那麼太平無事。那麼太平嗎?太平只能太平一個時候。此後不久,有兩件事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第一件是林彪先斬後奏,向全軍釋出“緊急指示”,即“第一個號令”。“九一三”事件後,“第一個號令”被說成是林彪“揹著毛主席、黨中央,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的,“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或“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從“九一三”事件發生多年後陸續披露出來的材料看,“第一個號令”的釋出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上述說法未免失之偏頗。
除開“第一個號令”之外,“締造”與“指揮”之爭也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引起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1970年7月,在起草紀念“八一”建軍節的社論時,有人對兩種提法發生了激烈爭論。一種提法是“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締造和指揮的”,另一種提法是“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指揮的”。7月29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黃永勝談話,明確指出: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然而,“兩報一刊”刊出的社論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概括,仍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1971年毛澤東南巡中,多次提到兩種意見的爭論,他認為關於軍隊的締造者與指揮者的爭論,關鍵在於指揮權的歸屬。他一針見血地說:“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
15 林彪的陰謀和下場(下)
最重要的分歧當然是毛澤東和林彪集團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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