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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與知識分子為伍組成工會。後經不知什麼人解釋、疏通，才勉強答應。工會組成後，我先後擔任了北大工會組織部長，沙灘分會主席。在沙灘時，曾經學習過美國競選的辦法，到工、農、醫學院和國會街北大出版社各分會，去做競選演說，精神極為振奮。當時初經解放，看一切東西都是玫瑰色的。為了開會佈置會場，我曾徹夜不眠，同幾個年輕人共同勞動，並且以此為樂。當時我有一個問題，怎麼也弄不清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我腦海中。後來聽說一個權威人士解釋說：知識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我的政治理論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工人而能屬於工人階級？為了調和教授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胡里胡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特殊罪狀。北大“工人階級”的邏輯大概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臭知識分子，得以濫竽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寬宏大量，現在竟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頭兒，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對北大“工人階級”的這種邏輯，我是能夠理解的，有時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我有個人考慮。至於北大“工人階級”是否都是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當時還沒有考慮。但是對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卻大惑不解。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當了教授，當了系主任，甚至當了副校長和工會主席，可並沒有真正統治學校呀！真正統治學校的是上級派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些老革命個個都兢兢業業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地工作。他們不愧是國家的好乾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成了“走資派”，我覺得很不公平。現在又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拉進了“統治”學校的圈子。這簡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個問題現在暫且不談，先談我這個工會主席。我被“打倒”批鬥以後，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後。在對我大批鬥的高潮中，他們也擠了進來。他們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員和學生有所不同。

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頗為明顯的：工人比學生力氣更大，行動更“革命”（野蠻）。他們平常多欣賞評劇，喜歡相聲等等民間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大概發現了大批鬥比評劇和相聲要好看、好聽得多，批鬥的積極性也就更高漲。批鬥我的機會他們怎能放過呢？於是在一陣激烈的砸門聲之後，闖進來了兩個工人，要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批鬥。他們是騎腳踏車來的。我早已無車可騎。這樣我就走在中間，一邊一個人推車“護駕”，大有國賓乘車左右有摩托車衛護之威風。可惜我此時心裡正在打鼓，沒有閒情逸致去裝阿Q了。

聽說，北大工人今天本來打算把當過北大工會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來，一起批鬥。如果真弄成的話，這是多麼難得的一齣戲呀！這要比楊小樓和梅蘭芳合演什麼戲還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經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另一位不知為什麼也沒有揪著，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來一個就先鬥一個吧。就這樣，他們仍然一絲不苟；並沒有因為只剩下一個人，就像平常勞動那樣，偷工減料，敷衍了事。他們決不率由舊章，而是大大地發揮了創造性：把在室內鬥爭，改為“遊鬥”，也就是在室外大馬路上，邊遊邊鬥。這樣可以供更多的人觀賞，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別的什麼心。我糊里糊塗，不敢抬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