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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提出的第二個不足是，上述研究對《武成》曆日的解釋採用漢代學者劉歆的定點說，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情況也多有牴牾之處。

鑑於以上情況，為慎重起見，研討會之後，工程首席科學家決定委託中科院陝西天文臺的天文學家劉次沅，對&ldo;武王伐紂天象的研究&rdo;這一專題結題報告進行驗算，看有沒有其他的結果產生。

劉次沅受領任務後，很快開始了工作，驗算結果表明，武王伐紂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曉原的推算結果早了兩年。根據劉次沅提交於&ldo;工程&rdo;的報告可知，在《漢書&iddot;律曆志下》引《尚書&iddot;武成》中有三個月相的日期：

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6)

&ldo;一月壬辰旁死霸&rdo;

&ldo;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rdo;

&ldo;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rdo;

以上三個月相，用方括號標出的干支是根據後文補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難在於，根據不同的月相詞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紂之年。劉次沅對一系列月相詞作了全面的分析後，認為這些月相日期是定點的，是月內其他日期的出發點。前人對月相含義的研究曾耗費過很大的精力，大多數認為其中的&ldo;霸&rdo;是月亮的發光部分，&ldo;生霸&rdo;在月初，&ldo;死霸&rdo;在望後，&ldo;既&rdo;在標準月相之後，&ldo;旁&rdo;在&ldo;既&rdo;之後，每個定點可以有一兩天。從如此假設出發，劉次沅取生霸為月初(陰曆三至五日)，死霸為望後(陰曆十七至十九日)之說。由《武成》曆日排譜，並用張培瑜所著《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表》，結合&ldo;歲在鶉火&rdo;和&ldo;日在析木之津&rdo;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種結果。這三種結果都符合伶州鳩所說的其他天象條件。由於歲星在鶉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對利簋銘文的解釋。考慮到考古學方面的結論，劉次沅認為公元前1046年為最佳選擇，武王在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結果表明，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達79度，肉眼可見，格外明亮。

從江曉原的研究到劉次沅的驗算，所得出的結論分別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僅有兩年之差，而2000多年來，關於武王伐紂年代的說法卻相差112年。江、劉兩人的結論一下將差距縮小了56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當然，正如前文所述，有關武王伐紂的天象資訊相當多，也相當模糊，這些資訊不可能構成完全相容的自洽體系，更何況某些資訊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資訊來確定武王伐紂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繹、取捨、勘誤等複雜的問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江曉原的研究還是劉次沅的驗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找到了一種自認為最能自圓其說並接近事實本身的解決方案，而最後的選擇和確定，必須與文獻、考古、14c測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來，才能求得一個更為合理的結論。那麼，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這兩個結論，到底哪一個更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負責&ldo;西周金文歷譜研究&rdo;專題的天文學家陳久金，根據青銅器分期研究的成果並結合金文歷譜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個年代值，最後認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從江曉原和劉次沅的研究成果來看，儘管兩說都落在了14c測年技術所得結果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