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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劉緒後來的解釋：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設定這一專題，除了天馬‐曲村遺址像琉璃河、豐鎬等西周遺址那樣，有比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測年的系統樣品外，它本身的文化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連續發展的，特別是發掘的幾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標本極其豐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應俱全，這就為14c測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包括天馬‐曲村遺址在內的晉西南，經過幾十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至今未發現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的遺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卻突然冒了出來。因為沒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遺存就更容易確定，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大麻煩，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個文化現象出現，有人說是商代晚期，有人說是周代早期的爭論。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實上當西周建立王朝之後，不可能將殷人全部殺光，只要人活著，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馬上消失，必然沿著慣性延續一段時間。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要準確地劃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當困難的，如同二里頭遺址文化的劃分一樣，不經過幾十年爭論是沒有結果的。但天馬‐曲村遺址的特殊性就在於，只要出現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還是周代的，同時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煩。至於出現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個時期的，可以參照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現象進行研究、討論、印證，但必須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幹擾，這便是天馬‐‐曲村遺址的獨特之處。

既然天馬‐‐曲村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別，那麼這種文化就應該接近晉國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事件就應該接近或相隔不遠了。又因天馬‐‐曲村遺址是離周朝的首都豐鎬最近的一個封國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豐鎬遺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實上，從兩地的考古發掘來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遺存也是相同的。這樣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意義，即天馬‐‐曲村遺址的文化可牽涉和限制武王克商這一歷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測年所得的資料，不能早於武王克商年，如果早於&ldo;工程&rdo;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證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錯誤的，因為晉(唐)國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後才就封的。同理，該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於武王克商許多年，至少不能晚於成王在位的年數。由此，天馬‐‐曲村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將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了。這也正是工程要設立&ldo;天馬一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rdo;專題的目的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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