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頁(第2/3 頁)

&ldo;太上總幹事&rdo;放在眼裡，竟敢和自己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ldo;掛空牌於酒泉&rdo;的設想，上升到&ldo;近於矇蔽政府之事&rdo;的政治高度，並堅稱此為&ldo;院務之大事&rdo;，應該&ldo;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rdo;，因為這等大事，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行的事情，至於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劃，不容許&ldo;黑箱操作&rdo;。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可謂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於黨國大員地位，又&ldo;高處不勝寒&rdo;的朱家驊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當然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道：&ldo;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rdo;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ldo;重複&rdo;，與自己&ldo;重複&rdo;，就等於另立山頭，向自己宣戰。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說辭中即可以明瞭。國民黨退據臺灣五年之後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壓力下，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如第四條：&ldo;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rdo;第五條：&ldo;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rdo;夏鼐這些話，雖是處於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於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函，除了要求把此事&ldo;聞之院務會議&rdo;之外，還想出打壓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ldo;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rdo;，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並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後，&ldo;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rdo;，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內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將付之東流，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乾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以&ldo;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rdo;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ldo;伎倆&rdo;一詞：

伎倆一詞，其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ldo;小小陰謀&rdo;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宣告收回&ldo;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rdo;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情緒至此，已形同戰場上的肉搏狀態，裂痕既開，很難融合。又經過幾個回合的交鋒，二人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的結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來，無論是陶孟和設想的&ldo;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rdo;，還是傅斯年構想的&ldo;西北工作站&rdo;的對應之策，統統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蘭州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