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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李濟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八屆太平洋科學會議上所作專題報告《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ldo;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因而這片土地上無論發生什麼變化都是大陸規模的。中國的文化和種族史的宏大堪與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種族史相比擬。只有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並以此為依據來研究，才能在中國古代史及其考古遺存的闡釋上取得真正的進展。&rdo;對於李濟思想的光芒和學術上的造詣，多年後，臺大畢業生李敖曾作了這樣的評價：&ldo;在中國考古家由早到黑髮掘古物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種無聊的烏龜殼研究會有什麼用，但是這三四十年來的古史研究，竟使我們發現我們民族的臍帶究竟在什麼地方，使我們民族的心胸遙遠的跑到長城以北、玉門關以外，這對民族自信心的鼓舞，總比空頭口號家的大哉中華來得實際有效吧?&rdo;而&ldo;這種想像--一個以國家為基點的學術研究的想像，在中國學人中是鳳毛麟角的，因為這需要一種博大的透視力、遠景的描繪、計劃的構想和對純學術以外的熱情。在這些條件上，李濟是現存老一輩學人中比較接近的一個&rdo;。對此，李敖舉例說：&ldo;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國民族的移動問題;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國苦力的勞動量問題;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發掘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的問題;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問題……這些觀點和構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學者教授們的管見的。這些博大的觀點，自然使具有它們的人，逐漸能從本行的專業，發衍為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再從而在中國全面的有組織的推進科學思想，以使中國真正達成現代化。&rdo;在謬論充斥的李敖言論中，這些評論算是少有的實在話。

李濟的舊夢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濟在發表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未來》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現了這一思想脈絡和文化精髓。縱觀李濟的一生，作為一個學術大師之&ldo;大&rdo;的體現，除了他對考古材料縝密的考證，主要還是體現在他的胸襟、學術眼光與對整個人類文明過去與未來的清醒認識上，他極富建立性地提出：一、古物國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設立國家博物院，獎勵科學發掘，並有系統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設立考古學系，訓練考古人才。為實踐這三項主張，李濟早在西陰村發掘時就做出了&ldo;古物國有&rdo;的示範性表率。從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據他的同事、親友及弟子們說，家中沒有一件古物，晚年書房裡只有五隻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萬冊圖書無一善本，死後分別捐贈給北京和臺灣兩岸的科學、教育機構。3有人認為李濟正是為了實踐他的第二個主張，在史語所創辦的早期，才積極協助傅斯年籌辦中央博物院，並一度出任籌備處主任。只是其間遭逢八年抗戰和顛沛流離之命運，使這一理想未能充分實現。所幸的是，來到臺灣後，他的第三個主張和理想得以順利實施--這就是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在朱家驊、傅斯年等人的支援下，李濟於1949年創辦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並於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繼續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之職，還兼任該繫系主任，並聘請史語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賓、石璋如、凌純聲、高去尋等到該系任教。--這一創舉，是第一次在中國土地上把訓練職業考古學家列入大學計劃之內，從而開創了大學教育體系設立考古專業的先河。儘管這一學科創辦之初，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大眾對這一&ldo;烏龜殼研究會&rdo;的陌生與偏見，招生很少，但卻為考古學的未來播下了種子。當時除一個叫喬健的學生自動轉系來到考古人類學系外，首屆畢業生僅有李亦園、唐美君二人。第二屆學生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