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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黑陶與安陽殷墟所出黑陶是否為同一種文化。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率領吳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陽轉赴濟南章丘城子崖，開始繼李濟之後的第二次發掘。與第一次發掘相比較，梁思永指揮的此次發掘，在以下三個方面作了科學的改進：

一是設法提高工作效率。開工伊始，根據梁思永的建議，經同仁一致同意，改變上次發掘中六名民工同開一坑的做法，分階段逐次增人。開坑之初，僅派兩人同挖一坑，即一杴一钁合作;掘至兩米深的時候，因坑旁積土增多，翻運困難，再增一人;至三米深後，每坑增至四人;再深之後，每坑增至五人，並改用轆轤往外提土。以此方法，各坑人數雖不固定，但每人都有固定分工，幹活快慢極易比較，且坑內由於人員減少而增大了每個人的立足之處，可以自由活動，工作效率比上次大為提高。

二是利用布袋盛裝出土遺物。上次發掘主要以麻紙包裹出土遺物，然後放在筐中，以便搬運，出土之處的坑位也寫在包裹出土物的麻紙上。當時麻紙一角錢僅買10張，只用一次便破損無法再用。此次發掘，為節省費用，改用麵粉口袋代替麻紙。只有一些小物件及特殊物件，仍用麻紙和封筒包裝，並作特別標記，然後再裝入面袋。面袋一角錢一個，每個可用數十次不壞，並且文物裝袋之後不易混亂和碰撞，尤其便於運送。每個坑的出土文物分別裝入同一袋中，另寫一小紙條放入袋裡，標明出土坑位、地層等情況。

殷墟發掘的光芒(2)

三是改換記錄方式。第一次發掘中，出土物只標寫總號，未標出地點，在後期整理中區分十分困難，不得已又重將全部材料鋪展開來，一一查對核實方辨別出來。當把地點標完之後，再進行整理，發現既有出土地點的標誌，就沒需要標出總號了。梁思永指揮的發掘方法，每層出土物僅標明出土地點，而一概不進行編號。只是遇到極特殊的出土物，除出土地點外還需標明其他情況時，才進行編號，例如下列情形：&ldo;125(編號)，a25：15(出土地層、坑位)其附近有紅燒土及木炭，炭中夾雜燒焦之獸骨(記載)。&rdo;出土之物，洗去泥土，即比照面袋內紙條上所寫的出土地點，分別標在每件實物上，再取登記本，連同一般的出土物及特殊出土物一併進行登記。這種登記本為活頁式，且每個探坑單獨製作，每個探坑內的深淺及各層之間的異同也就一目瞭然了。

第一次發掘，只記錄了每坑中實際揀取的出土物，對於捨棄不取的出土物則無記載，這對發掘結束後對遺址、遺物的研究很不利。梁思永主持發掘的記錄，無論揀取數量多少，逐項記錄。例如：某探坑，出陶50件，揀30件;出骨20件，揀10件，等等。如此這般，取捨的數量一望而知，編號和數目統計也變得容易多了。

殷墟王陵區1400大墓東墓道及墓底積水情形

到了城子崖發掘後期，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將幾個已經掘進一米多深的探坑，變成了一個個灌滿渾水的陷阱。按以往的辦法，要等待坑中的水全部自然乾涸後才能繼續發掘，而這要耽擱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面對此景，梁思永與發掘人員心急如焚，眼看天氣越來越寒冷，日本人步步進逼，敵佔區已擴大到離殷墟不遠的冀東，而殷墟的發掘還在緊張地進行，況且，有限的一點經費也不允許在此多加耽擱。經過商量，梁思永決定採納吳金鼎的建議，打破常規，借用老鄉的水桶將水排乾，以便儘快發掘。當水桶等工具借來後，梁思永第一個捲起褲腿跳入水坑，與大家一起把雨水一桶桶提出坑外，然後赤腳趟著冰冷的泥漿，彎腰弓背用手一點點向外發掘。至10月31日，發掘工作暫告一個段落，除去星期日休息，實際工作20天。最高用工人數每天48名，共開挖探坑45個，總面積15208平方米，發掘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