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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學者，且這僅有的四隻&ldo;海龜&rdo;皆屬於名聲不大的小號型，相當於水泊梁山的朱武、陳達之流，壓根無法與如梁山英雄魯智深、武松、楊志、曹正、施恩、張青、孫二孃之輩的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梁思永、李方桂等特大型&ldo;海龜&rdo;相提並論，而傅、陳、梁等人又出身名門，非常看重家學淵源與本人在學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央研究院原下屬各所的人員，包括史語所的傅斯年、陳寅恪等人，戲稱陶孟和的調查所為&ldo;土鱉&rdo;或&ldo;土包子&rdo;調查所，大有輕視之意。儘管如此，陶孟和並不在乎別人的看法與稱呼，依然按自己的處世哲學和行事方式帶領如湯象龍、梁方仲等幾員大將與一幫小嘍囉，在屬於自己的小山上默默經營，終於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戰軍興，陶孟和帶領社會科學研究所全體人員，自南京西遷，由湘而桂、而滇，直到遷往四川南溪李莊。

板栗坳傅斯年先生舊居，老人九十六歲，為當年之房東(俞國林攝)社會科學調查所由昆明遷往李莊是在倉促中成行的。既然此前陶孟和沒能像同濟大學或史語所那樣派出人員前往李莊考察，並與當地士紳就房屋租賃問題進行談判，形成後來的被動之局已屬必然。當陶率部來到李莊這塊陌生的地盤時，同濟大學師生幾乎全部佔據了李莊鎮內鎮外的&ldo;九宮十八廟&rdo;，處於龍頭老大的位置，只有一個張家祠讓給了李濟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而次一級的史語所佔據了郊外的板栗坳張家大院與周圍民房，勢力相對不弱。社會學所到來後的境況是，前無救兵，後無糧草，沒有一點人力財力支撐。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師輩的身份，向學生輩的傅斯年乞助。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籌莫展的陶孟和致電重慶的傅斯年：&ldo;張家大院之房，務請撥幾間給社所暫用，頃社所已去十餘人。&rdo;也就是說，直到社會科學所人員拖家帶口，乘車在坡陡路險的烏蒙山區顛簸的時候，陶孟和都不知道這些人該在李莊的哪個地方落腳禦寒。

儘管陶孟和屬於傅斯年的師輩人物，但由於兩人性格以及處世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ldo;目空天下士&rdo;的傲氣和頗有幾分綠林色彩的霸氣與豪氣，並不把這個曾做過北大教務長的長者放在眼裡。史語所在昆明時，與社科所相距並不遠，但兩所人員很少往來，陶、傅二人更是少有交往。現在，整個李莊鎮湧入的外地師生、科研人員、家屬等已過萬餘，宮殿廟宇已被同濟大學近萬名師生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佔。郊外山頂的板栗坳作為一個獨立王國式的龐大山莊有屋有房當是事實，但當地土著都在此居住，並沒有太多的空房專等著中研院的人來填補空白，史語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職員與家屬近百口人湧進，已顯得相當擁擠，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強行塞進一個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長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傅斯年尊敬的老師胡適之，傅氏是拼了性命也要在板栗坳為其找到一個安置之地的。遺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適之，傅斯年當然不會為其拼命效力，龐大的板栗坳山莊之門，轟然一聲無情地向陶孟和關閉了。

山行復悠悠(2)

可憐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當大隊人馬全部抵達李莊後，躑躅街頭，不知將在何處棲身。此時已是寒冬季節，李莊的天氣雖然沒有北方那樣冰冷，但長江的水汽瀰漫天空，擋住了陽光，使人感到有一種陰森徹骨的寒意。這種氣候使剛由四季如春的昆明遷徙而來的人更是難以適應。許多社科所研究人員，特別是隨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後病倒，陷入了困厄潦倒、無家可歸的淒涼境地。匆匆趕到李莊的陶孟和只得和李莊黨部書記羅南陔、士紳張官周等協商，把社科所人員連同家眷化整為零，分散於有空房的戶主家中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