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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這一番發言，透過媒體輾轉傳到臺灣後，再度引起震動，許多學人為之搖頭嘆息。此時&ldo;妄人&rdo;董作賓已死，無力再作評論了，而尚活在人間的李濟為此提出了公開批評，認為郭是個&ldo;才子&rdo;，&ldo;天分很高&rdo;，但是&ldo;沒有自信&rdo;，之所以沒有自信，是由於在做學問上缺乏&ldo;自約&rdo;的精神。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1)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

卻說在臺灣的董作賓繼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不久，開始主持史語所在南港建造的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事務。一晃幾年過去，面對家中人口眾多，薪水微薄，生活極為艱難的境遇，開始思慮起改變之策。正在這時，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請之意，薪水高於董在臺灣幾個機構服務收入的總和。連續的勞累和窮愁，董作賓身體狀況極為虛弱，很希望找個清閒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時日。時南港的工程已經完成並交付使用，董覺得無愧上司與同仁之託，便答應港大之聘，於1955年8月辭去史語所所長職，向臺大請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後，由李濟接任所長，屈萬裡任所務秘書。

董作賓儘管得到了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閒，但畢竟港島的學術氛圍無法與臺灣比擬，且作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為終生職業的學者，離開了由大陸運往臺灣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魚兒離開了大海，學術生命受到嚴重製約，內心的孤獨與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賓在香港發表了《甲骨學前途之展望》一文，以憂傷的筆觸寫道：&ldo;展望世界，甲骨學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學的沉悶，也就是中國史研究之消極停滯，茫無端緒了……&rdo;

1958年，胡適由美抵臺出任&ldo;中央研究院&rdo;院長後，力邀董作賓返臺繼續從事以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賓聽從胡氏的召喚，於1958年秋辭掉港大職位重返臺北。

返回史語所的董作賓已無職務可言，亦無組可歸，只好專任臺大教授，處境很是尷尬。胡適深感過意不去，經過一番苦心孤詣的琢磨權衡，終於想出了一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兩全辦法，即在史語所成立一個甲骨學研究室，由董作賓擔當主任主持工作。當時史語所內的考古館已落成，正好讓此研究室進駐並有充足空間來作甲骨文研究。對於這個微妙的方案，據石璋如說：&ldo;就編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組，是因為在組織規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與所平等，小者可附屬於所。不過這時我們也沒有想太多。&rdo;甲骨學研究室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於1958年11月鳴鑼開張，其成員有原在李莊時期的屈萬裡、張秉權、劉淵臨等，共同協助董作賓工作。

胡適弄出的這個方案，由於內中含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微妙關係，自然引起外界的議論與猜忌。如李敖就曾公開放言：&ldo;董作賓丟掉史語所所長以後，無組可歸，於是專門成立了一個甲骨學研究室，這是為了脫離李濟的壓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個伏筆--他也預備有朝一日脫組而出，另成立甲骨學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歿。&rdo;董作賓是否作如此想，已無從查證，而不幸於1962年去世卻是實情。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ldo;中央研究院&rdo;老熟人還有兩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驊，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遠去的甲骨學大師(2)

對於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傷的心情說：&ldo;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幾位同仁過世。1月3日晚，王志維電告朱前院長於當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長，對研究院有所貢獻，老同仁對他都有感情，聽說了訊息都非常難過。&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