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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烏龜殼和甲骨文字為職志的董作賓，於1948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臺後，除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外，在朱家驊和傅斯年支援鼓動下，創辦了學術性刊物《大陸雜誌》，並擔任發行人。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俞大買棉花做一條禦寒的棉褲之事，就是為這份雜誌。只是當傅氏的文章發表，董作賓眼含熱淚捧著稿費到傅宅奉送時，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臺大校長的傅斯年，僅與妻子組成了一個小家庭(按：兒子仁軌仍在美國學習)，生活境況尚且如此，而有10個孩子的董作賓，赴臺之後，一家的生活遭際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後，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這個時候，董作賓萬萬沒有想到，他會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頓劈頭蓋臉的臭罵，自己由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甲骨文專家，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無知無畏的&ldo;妄人&rdo;。

自1950年起，新中國出於政治需要，開始號令留在大陸的各色人等，不論是工農兵學商，還是與國民黨有過瓜葛的舊官員與自由知識分子，都要接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論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社會發展史觀。這個新式理論，具體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五大社會發展階段。在堅信這個模式的同時，還必須要堅信&ldo;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社會主義一天天好起來&rdo;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發展規律。信或不信，成為檢驗社會內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ldo;分水嶺和試金石&rdo;。--在這樣一種政治風雲鼓盪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特別是下屬研究人文歷史科學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時代大潮的前列，為之推波助瀾，並使之一浪高過一浪，直至&ldo;無限風光在險峰&rdo;。

於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層開始組織新老員工每天開會集體學習社會發展史。據當時參加的年輕研究人員石興邦說：&ldo;大家討論得很熱烈，郭寶鈞也參加討論，寫了一篇介紹殷墟人殉慘狀的文章。這是說明殷代階級壓迫殘酷性的好材料，在報上發表，引起學界的震驚和重視。可是他在文末寫了兩句很不合時宜的話：事實至於遺存，推斷敬俟卓識。意思是說，我只是報導事實，至於它的歷史含義，還請高明的人來論斷吧。這篇報導郭沫若先生看到後，如獲至寶，因為是說明奴隸社會最有說服力的材料，卻對文末的兩句結語作了嚴厲的批評，說他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郭寶老對此批評很不滿意。其後，在思想改造的會議上，不無抱怨地說了幾次。從他的言談之間，可以體會到，他對殉人的歷史含義，不一定看作是奴隸社會的證跡，對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種種論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還沒有準備，這與他過去在中研院史語所的整個學術氣氛和環境以及受到的影響是相聯絡的。&rdo;

早在1945年，郭沫若於重慶出版他的史學大作《十批判書》時(按：即&ldo;文革&rdo;時期毛澤東警告郭&ldo;勸君少罵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rdo;之《十批》)，曾在後記中寫道：&ldo;在科學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尤其辯證唯物論給了我精神上的啟蒙，我從學習著使用這個鑰匙，才認真把人生和學問上的無門關參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學問的意義。&rdo;又說：&ldo;我比較膽大，對於新史學陣營裡的多數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我堅持著殷、周是奴隸社會，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證據和說明。&rdo;--這個時候的郭沫若尚能對不同意見有所容忍並設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證據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