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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傅斯年卻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對中共與蘇聯布林什維克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稱共產黨&ldo;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rdo;。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ldo;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rdo;。在傅氏的眼裡，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剷除之而後快。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史達林那一套，搞得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了厚望，並與蔣氏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嶽霖晚年的說法，&ldo;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rdo;。又說：陶孟和的&ldo;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rdo;。金氏所言大體不差，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係，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不斷加深，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後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ldo;左傾思想日益強烈&rdo;。在李莊時期，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情形，陶孟和曾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ldo;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t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rdo;但面對這個&ldo;不可救藥&rdo;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ldo;核心&rdo;。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麼，他只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厭。由於國民政府&ldo;核心&rdo;的腐爛，導致陶孟和在苦悶與痛苦中思想越來越左傾，最終&ldo;棄暗投明&rdo;，全面倒向中共。

張家祠言和(3)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腐敗，但只是&ldo;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rdo;式的痛恨，骨子裡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這一政治觀唸的形成，除了傅氏本人的性格之外，還有一些複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聚成。正如臺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路和綿密的政府關係，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係。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黨國大員朱家驊，還是亦師亦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關係。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裡，這是極為關鍵的關係。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林徽因的關照，還有後來為陳寅恪治眼疾特別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的事件中，可見出這種關係及其效力。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ldo;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