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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的趙儷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籬槿堂自敘》的回憶錄出版。此書用一篇篇短小精悍的篇幅，回憶了與他交往的人與事，在述及郭沫若時，有一段描述，轉錄大意如下：

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開始對他並無反感。反感，是自到北京科學院以後的事。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曾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安安穩穩地承受這種凌辱，其狀甚慘。於立群當時並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後幫腔，說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給《人民日報》寫信，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晚七點到報社，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臺打字機圍在我身邊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ldo;應酬&rdo;，後一段&ldo;但是&rdo;就厲害了(一個&ldo;但書&rdo;，毛澤東就幾次闡發過&ldo;但書&rdo;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度對待同志的話，那麼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面去了。好傢夥，這不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可惜的是，這封覆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話，我一定影印出來&ldo;立此存照&rdo;的。

儘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陶孟和內心的悲鬱憤懣，幾有屈原憂心彷徨、嗟號昊天之悲苦。但身為一個立志以科學報國的知識分子，出於文化良知和對社會的責任，內心仍然殘存著&ldo;思君念國，憂心罔極&rdo;的悲憫情懷。五十年代初期，陶孟和對中國大地興起的一連串&ldo;知識分子改造運動&rdo;，以及運動之後學術研究工作仍一籌莫展的狀況甚為焦慮，言談中經常帶出一些不滿情緒，最後終於將積憂憤懣爆發出來。1957年7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飯店舉行聲勢浩大的批判曾昭掄等六教授&ldo;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rdo;大會，對曾昭掄等右派分子進行&ldo;憤怒聲討&rdo;。就在眾人統一步調的大呼小叫中，陶孟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曾昭掄們搞出的那個科學綱領並沒有什麼大錯，激憤之下公開與郭沫若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兒來。其結果據巫寶三說：&ldo;有人藉機散發了陶孟和平時對黨不滿的言論，大概由於受到領導上的保護，陶先生後來沒有成為批判物件。&rdo;巫氏或許並不知曉，這個保護的&ldo;領導&rdo;，就是發動並坐地遙控運動形勢的毛澤東本人。

落花風雨更傷春(2)

陶孟和在中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言當1957年整風運動初始，主政者動員知識界大鳴大放，意為&ldo;引蛇出洞&rdo;，滿面真誠的陶孟和乘&ldo;鳴放&rdo;東風，稀里糊塗地發表了自己的&ldo;高見&rdo;，認為&ldo;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幹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rdo;。這年9月，當&ldo;反右&rdo;進入高潮時，中國科學院連續開了三天大會，集中火力批判費孝通、吳景超、陳振漢、李景漢等四教授的&ldo;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政治陰謀&rdo;，會議由郭沫若主持，科學文化界相當一部分名流加入了這個把對方&ldo;批倒批臭&rdo;的運動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目的紛紛登臺大加鞭撻之時，素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的陶孟和竟出人意料地報名登臺發言，只是他的話令眾人大吃一驚。陶說：&ldo;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受到敵視。&rdo;最後，陶孟和大聲疾呼：&ldo;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