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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義等書籍，然後陸續譯《論語》、《孟子》和有關邊疆地理、歷史方面的書刊文章，藉此&ldo;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瞭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rdo;(顧頡剛語)。許多年後，石璋如回憶說：&ldo;這時政府跟民間都瀰漫一股西北熱。民國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歸後盛讚敦煌景緻，另外也有與我們關係不大的藝術考察團去，而更早些時候張大千已經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紛紛組團去西北。&rdo;

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與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政治考慮與支援鼓動密不可分。試想幾年前，作為一介儒生的顧頡剛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險，掌握一國之命脈的蔣介石更不會視而不見，特別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開對抗&ldo;中央&rdo;，屯兵新疆，使蔣介石意識到後患無窮。當時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過從甚密，強大的蘇聯或明或暗地打著新疆的主意，時刻準備將其吞併。面對這種危局，蔣介石忍而不發，直到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史達林無力東顧之時，蔣介石趁機出動，先派朱紹良統帥重兵，陳兵於河西走廊，對盛氏集團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1942年8月，蔣介石乘機赴西寧、酒泉等地視察，以軟中帶硬的手腕解決了新疆問題，驕橫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視察歸來，特別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後，蔣介石精神振奮，同時進一步認識到西北對於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的重要性，遂提出&ldo;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rdo;的主張，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結合在一起。蔣的演說，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ldo;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雲湧，頗有雨後春筍之勢。&rdo;

在這股浪潮聲中，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自是不敢落後。為了迎合蔣介石的主張，他突發奇想，讓李莊的陶孟和把社科所辦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贊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驊找來陶孟和協商，陶當即表示同意，並慷慨激昂地表白道：&ldo;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rdo;朱家驊立即讓陶孟和拿出一個計劃面呈蔣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計劃弄將出來，大體是把社科所搬遷到蘭州，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老蔣看罷，認為這個計劃正是深入貫徹自己這個最高領袖指示精神的體現，自然樂觀其成，只是不知處於何種考慮，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這個批示令蔣廷黻和朱家驊大感意外，不知老蔣心中搞的什麼鬼主意。憑當時的猜測，蔣介石可能處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想讓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國傳教士一樣在西北鄉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風為名，潛伏於社會各階層中，密切關注和監視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的外在危險力量，實際上相當於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站，一個以蒐集情報為職業的特務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所作為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機關，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學術事業，不可能變成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特情機構。既然蔣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無力迴天的情況下，為了安撫興致正濃的陶孟和，蔣廷黻、朱家驊二人想了一個對策，由蔣廷黻出面寫信給陶孟和，說道：&ldo;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作，止是牌子掛於蘭州以西&rdo;云云。

按照對這段歷史有過研究的臺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的說法，當時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並熱心&ldo;進軍西北&rdo;，他有自己的一個小算盤，這就是&ldo;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rdo;，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莊紮根不動，憑藉政府撥發的一筆經費，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馬在蘭州安營紮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