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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社會研究所辦公樓看望陶孟和。由於陶事先不知道陳氏到來，像往常一樣身著長袍至會客室相見，待互道姓名以後，乃知對方身份。據陳毅說，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學讀書時，曾讀過陶孟和發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啟發，並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讀過什麼具體的文章，陳氏沒有說出，或許已不必說出。在解放軍渡江前夕，陶孟和與幾位同道者在報紙上陸續發表的文章，已被這位陳司令員所聞並表示讚賞。

同年5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管會文教會派趙卓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集員工聯誼會理事會，陶孟和積極出面支援軍管會的工作。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在北京召開，陶孟和以&ldo;特別邀請人士&rdo;身份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郭沫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時的中國科學院乃新政權接收國民黨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組建而成，調整後有16個研究單位。陶氏能擠進新生的中國科學院並出任高階職務，據說是陳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薦的結果。

滿目山河空念遠(3)

這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辦公，後來即以此日為中國科學院成立日。建院之初，科學院下設辦公廳和研究計劃局、國際合作局(聯絡局)、出版編譯局等三個局，陶孟和為副院長兼編譯局局長。

有些巧合的是，中國科學院於1950年遷入文津街3號，正是三十年代原社會調查所與靜生生物調查所舊址。陶孟和被分配的辦公室就在他原任社會調查所所長的那間屋內。幾十年光陰匆匆流過，大半個中國轉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業起點的位置。舊地新任，陶孟和百感交集，儘管他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不再為自立山頭和是否歸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與中基會總幹事任鴻雋不惜一戰等問題傷腦筋，不再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面對自己坐下的那把級別顯然有所增高的新交椅，內心感到不太踏實的同時，也伴有對新政權由衷的感激。正是懷揣這樣一個感恩戴德的夢想，在紅色政權剛剛成立之時，他與同時被任命為副院長的竺柯楨從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憑藉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影響，同時以新任黨國大員的赫赫聲威，召集收攏已散落於各派系山頭的舊部與科學界好友留在大陸，共為紅色政權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預料，當他環顧四周，突然發現面臨的處境並不樂觀，且越來越明顯地陷入有苦難言的尷尬境地。當陶孟和坐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交椅的時候，他一手經營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依然設在被視為蔣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諸多不便，經批准於1952年底遷到北京。這個時候，社會學已經被紅色政權當作偽科學遭到了否定，該所到北京後即被改為學術性質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經濟研究所，整個社會學專業被無情地取締。正如陶的部下巫寶三所說，&ldo;到1952年底，可以說社會調查所和社會研究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rdo;。這個由陶孟和頂著各方壓力一手建立、中途經過改編和重組，歷經風雨坎坷並始終由陶氏掌舵達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問題為主要方向的社會調查所，就這樣如一縷輕煙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無論是陶孟和本人還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員，幾十年的打拼奮鬥，最後落到學術成果無人理會，甚至連自己的專業都保不住的悲愴境地，其內心的痛苦與精神上的打擊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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