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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五天後我們問她，是否更願意自己做飯，她說：‘您知道嗎，我已經習慣了，從十三歲母親去世起，我就照顧父親和弟弟，我也非常願意給我的丈夫做飯。’她現在需要的就是，能夠照顧他並得到他的感謝。當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剝奪後，兩人重新又發現了對方。”對於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而言，越是困境，越能團結一致，就像早年一樣。團結一致就可能生存。面對媒體的窮追猛打，面對被自己的人民所驅趕，夫婦倆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早就宣告死亡的婚姻又一次經受了考驗。米歇埃爾·蘭姆克表示理解，為什麼他們兩人最終又互相緊緊地聯合在一起，強烈地拒絕向外界承認錯誤，“他們只能這樣。這是一種混雜著人性溫暖的自我肯定。要不然他們能怎麼做？批判、再批判、然後承認錯誤，這就意味著要從原則上質疑自己畢生的事業。”不，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絕不會質疑自己。相反，他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和被人出賣；她則開始保衛戰——注意讓他面對媒體時不要說錯話；當危險來臨時，試圖操縱媒體併發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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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9）

1990年4月3日，在羅貝塔爾教會的流亡生活結束了。昂納克夫婦在戈爾巴喬夫的默許下，被接到了位於貝里茨的蘇軍醫院——瑪戈特·昂納克犯了心肌梗塞。“我會受不了她的死，也不願意發生這樣的事……沒有她，生命對我來說就失去了意義。”埃裡希·昂納克後來說。他的妻子康復了。為了逃避被逮捕的危險，他們搭乘一架軍用飛機逃到了莫斯科。瑪戈特這時終於重新把一切都掌握在了手中，幫他寫信，打理他的對外聯絡，尋找脫離危險局面的路。兩人在民主德國的垮臺後，又在最近距離經歷了被他們所熱愛的蘇聯解體。

1991年8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失去權力。聯邦德國要求引渡埃裡希·昂納克。他的妻子飛到智利他們女兒的身邊。一切都失去了，現在她只能救自己。在鮑利斯·葉利欽領導下的莫斯科繼任政府在1991年12月10日向昂納克遞交了在三天之內引渡他的決定。半年後，他拘押待審——就在柏林的摩亞必特監獄，恰恰就是他23歲時被納粹關押的地方。兩人相信，這是一種侮辱，在審判中只有“勝利者的法律”。事實上，法庭的審理變成了有一場有失體面的滑稽劇。關於埃裡希昂納克肝部腫瘤最微小的細節也被拿來公開分析，專家們討論的是被告人可能的死亡方式。由於健康狀況惡化，他終於獲釋。在鏡頭前，他舉起了拳頭。用社會主義的致意，他最終告別了故鄉，於1993年1月13日飛往智利他的妻子身邊。他們站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的停機坪上。一對老夫婦，在遲暮中重又團聚。埃裡希·昂納克將再次挽起“他親愛的妻子、也是他勇敢和忠實的戰友”的臂膀。在家裡，在上鎖的門後。他們個人的幸福，如果它對於這兩個“職業革命者”還存在的話，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就只為自己而活著。“正直的社會主義者”的公開形象已經被他們自己摧毀，他們對他們的人民和自己施行了暴力。“一個想要得太多的房頂修理工和一個想要得太多的接線生。”君特·沙波夫斯基簡潔地認為。其他人如施托爾茨教授則認為，“悲劇”是一個確切的詞，“破滅的理想，這就是悲劇，一對夫妻的悲劇，他們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994年5月29日，埃裡希·昂納克在智利他妻子瑪戈特的身邊去世。舉行了追悼會，但沒有葬禮。電視畫面顯示，瑪戈特在她丈夫開著蓋的、白的棺材邊。她平靜地坐著，偶爾整理一下頭上戴著的黑巾。她的臉上幾乎沒有表情。一個生命消失了。她儲存著埃裡希·昂納克的骨灰盒。只有她知道，它現在在哪兒。瑪戈特·昂納克保持著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