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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最後一次的婚禮，沒想到，到2002年為止，我一共結了四次婚。這些都是後話。

愛梅開始和我一起上學了。值得慶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讀的那所日語學校是一所正規的學校。日本教師都非常溫和耐心，文化素質也比較高。除了在課堂上的學習，他們還常常為我們在異國生活中碰到的難題出謀劃策。可當時我已經二十八歲，絕大部分同學的年齡都比我小得多。隨著功課的加深，我的學習漸漸顯得很吃力，畢竟記憶力和精力都趕不上年輕人。雖然也一樣地面對黑板，成績就是那麼平庸。但我和愛梅在最初的幾個月當中，還是堅持每天到學校上學，當時我們的出勤率是學校裡比較突出的。

在課餘時間裡，我們拼命地打工賺錢。在深圳的時候，愛梅和我住的是一棟花園洋房，我們的生活是比較優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說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裡。但是，到了日本，我們幾乎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過活，彷彿一瞬間又落入了地獄。愛梅難免有些抱怨，不時數落我兩句：“放著花園洋房不住，偏偏到這個島國熬窮日子，就為了學你的服裝設計。唉，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不過，愛梅並沒有為此而冷落了我。當時我們都要打工，她給一家中國餐廳洗盤子，而我則繼續在情人旅館和飯館間奔走。我打工的時間是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七點，中間會在飯館那裡得到一份免費午餐。愛梅沒來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餓著幹活，那滋味是很難受的。但是，愛梅來了以後，她天天都會在家做了早餐便當，然後風塵僕僕地給我送來，吃著她做的飯菜，望著她漸行漸遠的俏麗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佈了招收十萬留學生規模的計劃。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放開了鼓勵個人赴海外留學的政策。我和愛梅，都是這批中國留###的成員。

在有利形勢的推動下，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建立起來，形成了新興的熱門產業。可是，這裡面也有相當多的學校徒有虛名，他們的真正目的僅僅只是為了騙錢，撈到外國留學生的學費，連最基本的教學裝置和師資力量都不具備。另一方面，以我們這些語言學校的學生為賺錢物件的機構和個人也紛紛湧現，在中國，這類機構或個人主要就是操辦留學中介。80年代後期，日本正值泡沫經濟時代，社會消費能力異常強勁，各行各業都一派繁榮，對勞動力也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在一些做著發財夢的中國人的眼裡，日本簡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筆的“黃金之國”。於是，為那些渴望來日本的中國人開辦的中介機構和中間人氾濫成災，專搞運送偷渡客的“蛇頭”也大發橫財。

面對金錢的誘惑，人性的抵禦力因人而異。一些本來抱著求學目的來到日本的正規的留學生當中，也有人逐漸染上許多不良習氣，甚至開始參與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還遠落後於日本，現實中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用始終壓得中國留學生喘不過氣來。按照日本法律規定，留學生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打工，但涉及色情、賭博等行業是被禁止的，然而，實際上誰都知道，還是有一大批學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條路，再想回頭或剎車就不那麼容易，相反，他們只會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級裡，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階時裝，還化了妝來上課，誰都明白她從事的是什麼工作。我最高的工資是搬家的每小時約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罵俏，可以很輕易地拿到每小時三千日元。還有一些膽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庫賭博機上做手腳，居然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掙到幾千萬日元，這樣的鉅款的誘惑，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抵擋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範勇和陳海波說因為我妻子剛來，要為她接風。我本不願讓別人破費，但當時我們三個人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