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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親，我至愛的母親，兒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生於1965年，二姐1969年——她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過的。對於她們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爾從母親和她們自己的口中瞭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學的時候得成天揹著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則成了我記憶深出暖暖的搖籃，我就在她的背上搖呀搖，搖過了我的幼兒時代，也搖過了我的半個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從何時開始記事，但我卻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二姐揹著我的時候，因為不知何事讓我不高興，我就又哭又鬧，還抓她的頭髮，姐就使勁地左右晃動著我以作報復，而我就鬧得更兇了。這個場面成了我最早的關於幼兒時期的記憶。

大姐初中畢業，因為沒考上高中和中專，就回家了，二姐則小學四年級還沒畢業就輟了學。從我逐漸懂事開始，我們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時兩個姐偶爾會說起這件事，母親總是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口吻解釋說，當時不像現在，家裡連只雞都不許養，哪來什麼收入，窮得叮噹響，早晚吃的稀飯稀得撈了半天不見飯粒，更不用說有錢讀書了。姐姐有時候會不客氣地“將”上一“軍”：那時候哥又怎麼有錢讀書！每每這個時候，母親也只有苦澀地笑笑，不言語了。現在想來，不能否認父母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則在於家庭的貧窮。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負重也要把我們兄弟倆送到學校去，那麼我們姐弟四個就都只能在家繼承父母的衣缽了。當然也正是因為兩個姐在輟學後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們兄弟倆才有了安心求學的機會，她們為我們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兩個姐（尤其是二姐）本來所學就不多，輟學後又沒日沒夜地奔波勞作，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那份“閒情逸致”接觸書本，到後來僅學到的一些東西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為此她們都沒少吃苦頭。我初中時開始自己寫對聯，一般大年三十那天我一邊寫，二姐就一邊貼。我高一那年貼對聯的時候，由於我沒告訴她貼哪兒去，她竟然把一副該貼在豬圈上的對聯給貼到大門口上了，幸虧發現得及時，才沒遭鄰人的笑話。我知道那是由於二姐認識不了幾個字所致，便沒有大聲嚷嚷，但直到我現在仍清楚地記得，當我悄悄地把那副貼錯的對聯揭下來的時候，站在一旁的姐是滿臉通紅。到後來，我們鎮上有家外地人辦的裁縫培訓班，因為那個時候大姐已學會了裁縫，我媽就便極力“慫恿”二姐去報了名以便也學點手藝。二姐剛開始還躊躇滿志，打算學成之後便自個兒開家裁縫店，可過了不到10天，回來便說不去了，原因是那個外地來的師傅講的是普通話，而我們當地客家方言與普通話有很大的差別，二姐只能連聽帶猜；這還不算什麼，師傅一邊講解還一邊板書，姐姐就只有乾瞪眼的份兒，自然就學不下去。大姐也有本難唸的經：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姐家一面養魚，一面還因地制宜地養些家禽家畜，有一次，因為看不懂說明，一次大姐錯將某一種新出的殺蟲劑拌了飼料餵雞，結果一夜之間家裡的雞差點遭到滅頂之災。

哀山鄉賦（10）

兩個姐都在25以後才嫁，這在農村算是大齡了，當然不是因為嫁不出去，而是她們都希望能為父母多幹幾年活。我上初二的時候大姐嫁到一個比我們家還偏遠的地方，姐夫高中文化，會畜醫，比較上進而且腦瓜子也不錯，或許這是大姐願意嫁到偏遠地方的原因了。結婚的頭幾年，他們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