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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國幸甚，我輩幸甚！以此遙測80年前的胡魯之爭，邵君能與我有同感麼？

三　沈興漾：《現代性與“遊戲”》

清晰的疏理，嚴謹的剖析；著眼於“遊戲”與感性愉悅的聯絡，從人生意義沿著“神—理性人—感性人”的迴歸，挖掘出“遊戲”一詞狎戲莊嚴、入侵神聖這一後現代現象的深刻內涵。然後指出它的潛在危險，挑出它的“感性的取樂”和“虛浮不實”這“兩種特質”，提醒人們對這日漸普及、幾乎要無孔不入的“遊戲”保持警惕，並尖銳地指出：這是“虛浮籠罩大地”的“另一種困頓”。

我卻不這麼看。

這涉及對“感性愉悅”的價值評判，涉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

作者很謹慎，他只是反對用“遊戲”來“規定我們的生活”，至於該用什麼來規定，他緘口不言。但從他關於“重與輕的權衡，是一個永恆的話題”的陳述中，從他關於“生活就應……若即若離”的主張中，我們分明看到了與“感性愉悅”對峙的理性主義的影子。他強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強調“缺少約束與責任的‘輕’的生活也是相當煎熬人的”，更表明了他的價值取向。

不錯，理性也是人生價值之一種，而且可以肯定，與感性相比，它通向著一種更有益於人類進步從而也更高尚、更厚重的境界，我們理應保持對它的虔敬和嚮往。但這樣的虔敬和嚮往，正是植根於一種更深刻的期待：那些高尚和厚重，最後會落腳在“幸福的生活”上。而哲人們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幸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幸福感——還是那卑之無甚高論的“感性愉悅”——也就是說，在終極意義上，理性是第二位的。事實上，在經過了尼采的挑戰和弗洛伊德的解剖之後，在經過了皮爾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工具化確認之後，在經過了皮亞傑和馬斯洛對認識發生和行為動機的探索之後，尤其是在經過了後現代思想家們對人類理性的無情解構以後，“感性愉悅”對人類生活的深刻影響，理性價值對於感性評判的依賴性，早已成為或明或暗的社會共識，成為不可阻遏的社會思潮了。

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3）

如果說這樣的討論太抽象，還可以容忍和開展百家爭鳴的話，當我們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討論具體的生命歷程時，那結論應該是更加明確無誤的。為“不飲盜泉”而忍渴，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獻身，甚至為“受傷的愛”而終身不性，在今天都被認定是一種不智；當必須在苟勉的活和茫然的死之間作選擇時，現代人更是不會有絲毫的猶豫；就是在盲目的快活和清醒的痛苦之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逃避後者。你可以批評這些選擇的平庸和短視，但你無權漠視在作這種選擇前所遭受的無法逃避的折磨、難以擺脫的逼促、違心而奉的扭曲，無權指責他們因此要在不可複製的人生中追逐快樂。當我們指責有太多的人在貌似瀟灑地裝酷玩世、嬉戲光陰，有太多的人在麻木不仁地勾心鬥角、跟風流俗時，誰給他們指出了實實在在的莊嚴和物有所值的嚴肅，誰為他們提供了更高尚的選擇和更可行的奮鬥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是用“遊戲”而不是糟踐和破壞，來對待許多不敢認真甚至無法進入的領域，踏踏實實地退向自己的感覺，我覺得就已經相當可愛了！生命的意義不在生命之外，而理性剛好是站在生命之外對生命的審視，用理性檢索出來的“意義”，也就並非生命的倚托。拿生命來否定意義，固然容易導致犬儒主義，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一味拿意義來勒索生命，卻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興漾放過了這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他專注地解剖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做出了一篇發人深省的好文章，並不無道理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勝利將締造‘輕’的生活”的擔憂。而我讀到的卻是人們終於擺脫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