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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上廠辦託兒所。

但在當時，秦昭昭不能理解這些，她只是感覺到喬穆和她、以及她經常一起玩的那些小夥伴們不一樣，特別特別的不一樣。

她從沒見過他出來玩，男孩子們在馬路上三五成群地拍畫片、打彈球，滾鐵環、飛竹蜻蜓……當中從不曾出現過他的身影，至於上樹掏鳥下河摸魚就更不用說了。她覺得好奇怪，他難道都不出來玩的嗎？

喬穆是秦昭昭所見到的第一個不愛玩的小男孩。她這才知道為什麼以前從沒見過他，他住在房門一關就自成一統的樓房裡，又老不出來玩，整天關在屋子裡別人怎麼會認識他呢？

後來秦昭昭才知道，喬穆每天早晨被他媽媽送去實驗幼兒園，下午接出園後還要去學電子琴，總要晚上才會回家。然後吃飯，洗澡，再練練琴就差不多要睡覺了。他根本沒有出來玩的時間，而他媽媽也不允許他出來跟其他孩子們玩。不練琴的時候，他也是呆在家裡跟著媽媽學生字，背古詩。

喬穆的媽媽穆蘭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來江西農村插隊的上海知青。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據說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實商人，解放後被打成了資本家，各類運動中帶累全家人跟著吃了不少苦頭。比如上山下鄉運動中，作為資本家的後代，穆家的一對兒女本來按政策可以留一個在父母身邊都沒留成。街道辦事處的人天天找上門來，說得好聽是動員，說得不好聽就是要趕你下農村，理由是資本家的孫子孫女更應該要去接受農民階級的再教育與鍛鍊。於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揮淚送別兩個孩子，穆蘭來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雲南。

穆蘭在農村插隊三年後招工進了長城機械廠，不用紮根農村一輩子。對於她幸運的招工進城，有人背地裡說沒準是跟村幹部睡了覺才換來的。當然究竟是與不是，誰也沒有真憑實據。而且這個上海女子身上有那麼一種說不出來的含蓄的氣派，那氣派讓人不敢在她面前亂嚼舌頭。她的容貌也說不上多麼漂亮，但和廠裡一幫女工們站在一起，人們一眼就能把她挑出來。對此，長機廠的人只能定論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來的，就是顯得跟咱們小地方的人不一樣。”

然而彼時她幸運的招工進廠，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中卻成為不幸。　中央的政策開始允許知識青年返城，但有兩條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國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她已經在長機廠上班領工資，上海是無論如何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蹉跎瞭如花年華後，二十七歲的穆蘭最終嫁給喪偶的廠幹部喬偉雄，次年生下兒子喬穆，從此兒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為大城市來的女人，穆蘭對她的獨生子有著非常嚴格的培養計劃。她的計劃在這個城鄉結合部的長機一帶，是極其超前的。這一帶的父母們彼時根本就沒有“培養孩子”的意識。計劃生育雖然已經在執行了，但生於八十年代初期的獨生子女還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兩到三個孩子，多的五六個都有，沒有時間精力更沒有金錢去逐一培養。生下孩子後，只要保證不餓著不凍著他們就行了。而孩子們在上學前幾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長，隨便他們怎麼玩，不哭不鬧不打架父母們就不會管。上學後開始會管一管學習，偶爾也盯著孩子做功課，考試不好就打上兩巴掌，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蘭這樣，還在上幼兒園的兒子就開始讓他學電子琴，每天要練琴，還要學生字，背古詩，如此悉心培養實在是長機地區獨一份。

穆蘭並不是光顧著讓兒子學習而不讓兒子玩，家裡還是買了不少玩具給他玩，她只是不準兒子下樓找廠家屬區的孩子們玩。她嫌那些孩子們太髒太粗魯，跟他們玩恐有沾染壞習慣的可能。而且他們說起話來滿口鄉音侉調，她可是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