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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對南希而言太土了,作為州長夫人的生活太無聊。就連第一夫人的應酬義務以及同議員夫人們說悄悄話,她都覺得是負擔。相反,她要求了一些特權,於是開始了同新聞界的緊張關係。 丈夫羅納德在當工會幹部的時候就學會了怎樣和記者相處。不管他是否作為州長混淆了統計結果,忘記了數字,還是搞錯了法律草案,他都得到了原諒。他的善於應對很快就讓批評收了聲,“這是真的,艱苦的工作還沒有殺死任何人,但為什麼要等著這樣的事發生呢?”他是針對指責他工作不夠投入的人。作為“大交際家”,就像他後來被人稱作的那樣,他比絕大多數人都會掌握和選擇適當的說話時機。南希恰恰相反,她沒什麼和新聞界打交道的經驗,被當成了軟柿子。她不懂自嘲,特別是缺乏對丈夫的自信。尤其是瓊·狄蒂安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南希對新聞界終身的憤恨,20年之後她還在自己的傳記裡同狄蒂安算賬。女作者在1968年和南希在薩卡拉門託度過了一天並觀察了她一天的生活,她把南希的微笑描寫為“一幅僵硬的不坦率的圖畫……一個代表著美國中產階級婦女夢想的女人的微笑。參與這個夢想的一切就是無可挑剔的穿著,每個細節都完全正確……連同每個微笑——女秘書、保鏢、廚娘、園丁。”就連到處是正面評價時,南希也會覺得是眾矢之的。由於她的自我形象強烈地受到他人的影響,批評永遠會刺傷她。很快,記者就把她總是投向丈夫的愛慕的眼神稱為“凝望”。她總是用一個論據來反擊負面的媒體:女記者們總是在嫉妒她的美貌。就連作為州長夫人她也希望看上去像個電影明星,並且每次公開露面時都應特別專業地走上舞臺。“南希·里根”,瓊·狄蒂安嘲笑道,“說任何事都帶有熱情。也許她早先是演員,帶有這一行裡初學者的習慣,就連附帶的句子也要新增進大大超過薩卡拉門託第45大街通常在星期二早晨所能顯現出的強烈的戲劇性。” 在拍攝工作變為紀錄片期間南希無法進行每個本能的表達。製片人華倫·斯泰伯說:“她的行為舉止總像在鏡頭前,總是準備好的,總是按照劇本,總是像在扮演角色。”而她的丈夫也是同樣如此,儘管他對認識他的大部分人都很和藹,但仍是個謎。就連海倫娜·馮·丹姆,里根多年的私人秘書後來的顧問,也覺得很難說;“羅納德·里根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可以憑良心地將他描述成一個特別好心、特別熱心和穩健的男人,他可以很快地消除一個人的距離感。但我同時又必須將他描述成另一個人,一個不讓任何事和任何人特別靠近自己的人——也許他的妻子是個例外。”就連歷史學家愛德蒙特·摩瑞斯撰寫的里根的官方自傳也把里根描寫成一個他所遇到的最少有的人,“缺乏任何一種精神生活”並且帶有“果蠅式的注意力低下。”而他在進行了14年的研究後,還是無法成功地發現這個演員身後的真實面貌。也許他妻子的評價是最深刻的:“我總是說,有一句話適用於羅尼: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難道他的其餘部分根本就不存在?從政治的角度看,里根夫婦並不缺少明確性,而且他們的目標完全不復雜。在一個社會分化的時代,他們體現的是極端保守的價值。他們致力於維持死刑,贊同轟炸北越。“我們可以把他們整個國家澆上混凝土,建成一個停車場,然後在聖誕節又回到家裡,”州長不著邊際地大談特談。而伯克利大學的學生示威在他的眼裡是對美國主流的攻擊。早在選舉中,他就把在校園中發生的“骯髒事”當作他個人的話題。為了能夠在校園進行政治活動,1964年,大學生們在伯克利用靜坐和遊行等方式推行言論自由的權利。自此,伯克利成為烏托邦和反叛的典範。里根把伯克利導演成了戰場,這裡終於給他提供了創造英雄壯舉的機會。在暴力騷亂之後,他宣佈對整個城市實施戒嚴,並佔領了城市17天之久。同聯邦調查局一起,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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