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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投他做工。後來，李英又從別人處聽說了“立志修行，從不下山”的大道士王來水的名字。王來水的一個徒弟帶他去見師傅，可是王來水“因糧米短少，亦不肯留住”他。十天後，在下山的路上，李英跌傷了腿。“遇民人韓俊發扶我至村中，養活數月。今年二月腿好了，才出來募化度日。七月初七日，至小井地方，遇總督大人經過，我去觀看，即被拿獲。”③處於社會邊緣的下層和尚道士的人數到底有多少？四川省一位按察使曾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失業男女，未經削髮，便以“帶髮修行”為名，“潛居庵觀”。他們既非僧道又非俗人，在寺廟庵觀中過著地下生活，“勾引為匪，花消寺產”。④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視為民眾的一種虛偽的宗教虔誠，也可以把這些人看作難以為當時經濟所吸納的多餘部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關注安全問題的官員們看來，這些人都是一種威脅。當然，當時並沒有什麼可靠的手段來統計他們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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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諭檔方本》，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博恆）。

②定州座落在人口稠密的華北平原，位於北京西南約三百餘里處。

③軍機處的官員們將此案發還直隸，省當局對李英供詞中提及的所有廟宇道觀都進行了搜查，除找到了“佛道經典”外，並無發現藥品、符咒或妖術指南之類的東西。在李英故事中提到的每個人均被逮捕，帶往承德審訊。最後李英和其他人均被宣告無罪，釋放回家。

④《清實錄》，第790卷第10頁，乾隆三十二年閏日七月一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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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儘管皇帝本人對於和尚道士深持懷疑，到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來對他們進行登記的體制已經殘破不堪。在一位經驗豐富的省級官員高晉（曾任兩江欽差總督）看來，政府中沒有什麼人在費心收集有關和尚道士的準確情報。高晉曾親自檢查過屬下一些縣的登記名冊，發現誤差甚大，不僅對僧道總人數未作統計，就連發放度牒的體制也已經停止運作。根據高晉的報告，因為無人認真執行有關僧人每收一個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個人）都必須上報當局的規定，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其結果令人吃驚，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於“奸良莫辨”。這些人不僅“罔遵戒律，蔑棄清規”，而且“甚有異言邪術，煽惑愚民，幹犯法紀，大為風俗人心之害”。①高晉的擔憂，同反映在《大清會典》中的官方對於僧道人員的普遍成見是相當一致的。然而，十八世紀中葉的情況是不是使這種焦慮變得更加迫切了呢？高晉寫道，“私行削髮”（亦即未在寺廟中經過正式的剃度儀式）、“漏造人冊”的流浪者如此眾多，如果將他們統統圈起並強迫他們恢復世俗生活，就會使他們☆★☆★☆★☆★①這裡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處理這些報告的一般程式（報告由省政府轉送禮部，而不是省裡的官員奏報皇帝），給地方官員留下了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走走過場的印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一般程式是1674年根據弘曆的黃祖父的詔令而設立起來的。透過將皇帝這個因素從這一程式中取消（亦即皇帝不再過問這些情報），也就意味著整個體系已形同虛設。《硃批奏摺》，第864卷第6號，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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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無依”，造成極大的社會動盪。高晉指示其下屬對沒有登記在冊的僧人道士進行徹底清查，列入名冊。然而，他奏報皇帝，這樣做還只是一種治標的措施。他提議，除奏報當年的人口及收成情況外，還應當恢復在年底向皇帝奏報當年在冊僧道人員的做法，從而使控制他們的努力多少具有一種緊迫性。①在這個社會環境中，有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人（就像“道士”李英那樣）因為生活無著而四處流浪。“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