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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作為文學家活躍於日本文壇，只有從1933年到1948年的短短15年。太宰治的文學創作通常分為前期、中期和後期，分別與日本左翼運動遭到鎮壓的戰前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迷惘時代相對應。從空間上看，養育了太宰治的故鄉，乃是津輕這樣一個處於日本本州北端的鄉下地區。儘管太宰治長大成人後移居到了東京的郊外，但除了故鄉津輕和東京之外，他也就只去過伊豆、三島、甲府、新瀉、佐渡等區區幾個地方。不用說前往海外旅遊，就連京都和大阪等關西地區也不曾涉足。換言之，太宰治作為一個文學家，在時間上只短暫地生活在了一個極其特殊而又異常的年代裡，而從空間上說，也只是生活在了一個極其有限的狹窄地域裡。不用說，這樣一個文學家所寫出的作品，成為一種非常偏狹的特殊文學，自有其必然性。

儘管如此，太宰文學卻具有一種超越了時空的不可思議的普遍性和現代性。閱讀《斜陽》和《人間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覺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類、特別是現代人共同面對的普遍課題，描寫了現代社會中出現頻率越來越高的自閉者、叛逆者、邊緣人或多餘人的悲劇。比如，就像《人間失格》中的主人公那樣，在現代，一旦試圖富有實驗性地、忠實於自我地生活下去，就很可能遭到社會的疏遠和異化，成為“人間失格者”。或許在所有現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著一塊懦弱、孤獨而又渴求著愛的荒地，而這塊荒地卻被太宰治的文字無聲地侵襲，而且無從迴避。之所以有無數的讀者痴迷於太宰文學，無疑是因為他們把太宰治看作了自己心靈秘密的代言人，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在太宰治自殺辭世已經過去了60年的今天，太宰文學迷有增無減，且逐漸跨越了國界。與其說太宰文學業已躋身於功成名就的經典作品行列，不如說在現代語境裡反倒越來越彰顯出歷久彌新的鮮活的現代性。這無疑是因為太宰治不惜用生命作為賭注，將自己置於實驗臺上以曝露現代人的恥部，追求人類最隱秘的真實性和人類最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並表現為融獨特性和普遍性為一體的文字之緣故。

心理學家榮格認為，所有人內心的無意識深處都存在著一個“永遠的少年”原型。所謂“永遠的少年”，乃是奧維德對希臘少年神伊阿科斯的指稱。既然被稱之為“永遠的少年”，也就意味著可以返老還童，永不成年。在厄琉息斯的秘密儀式上，他又是穀物與再生之神。作為英雄，他試圖急速地上升，但時而又會突然墜落，被吸入作為地母的大地中。於是他又以新的形式再生，重新開始急速上升的過程。藉助地母神的力量，他可以不斷重複死亡與再生的過程，永葆青春。他永遠不會長大成人，是英雄，是神的兒子，是地母的愛子，又是打破秩序的搗蛋鬼，同時又不可能徹底定型為其中的某一角色。他絕不被習俗所束縛，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的理想。他們對無意識中閃現的靈光，總是保持著開放的心靈，但卻缺乏加以現實化的能力。所以，常常被認為是心理學上的退化。但榮格認為，退化並不總是一種病態，毋寧說是心靈創造性過程的必需之物。依靠退化，自我得以與無意識相接觸，由此獲得的，既可能是病態的或者邪惡的東西，也可能是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或是嶄新生命的萌芽。因此，這種退化很可能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退化。

或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人們把太宰治文學稱之為永恆的“青春文學”。我們總是——同時也只可能——從他的作品裡找到一個主人公，一個保持了純粹性卻長不大的“永遠的少年”。即便我們從封閉的自我走向了廣闊的社會，走向了成熟，而不能不向他揮手作別，但這個“永遠的少年”也總是會在我們內心深處喚起一種深深的戰慄和鄉愁般的情愫，讓我們管窺到人性的淵藪，點燃我們潛在的創造激情。這是因為——就像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