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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蘇軾如此高才，名聲又如此之大，先後驚動了兩位皇帝，為什麼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屢受打擊？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觀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輕的時候，一直處於順境之中，所以說話做事，略無顧忌，想說就說，當做就做，心胸坦蕩，以誠待人。他認為“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他作文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嘻笑怒罵，出乎真情。對人說真話，訴真情，情真意切，毫無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險惡。《東坡事類》一書中說：蘇東坡對什麼人都願意交往，曾經說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頭叫化子。他的弟弟蘇轍勸他擇人而交，他說從我看來，天下沒有一個不好的人！請看這是何等樂觀，何等真誠！他在抒懷言志的時候，說自己“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認為幫助皇帝把國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話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別人說他吹牛，也不擔心別人對他忌刻。他認為天下無壞人，對人從不設防，因此遇到飛來橫禍的時候，毫無思想準備，束手無策。以後他在逆境中泰然處之，從文學創作中自尋樂趣，寫出許多發自真情、橫絕千古的詩文。他到死都是一個十分天真的人。

還有一個原因是客觀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這一場變法運動。按照俗人的說法，他的受打擊是自找的。當時雖有###舊黨之爭，雙方都並不以他為物件。他如果世故一點，利用兩者之間的矛盾，對雙方討好，那就不僅不會倒黴

，還能做到位極人臣，終生富貴，因為他本來就具備這樣的條件。當然，如果他肯這樣做，他就不是蘇東坡了。他當時用全部精力去探討變法的得失。不管新法舊法，凡於國於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氣地指責。###上臺的時候，他指出某些新法過猶不及，於民不利；舊黨上臺的時候，他又反對全廢新法，主張擇善而從。這樣，兩邊的人都對他不滿，他成了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想到了就要說，如鯁

變法是一場大悲劇（8）

在喉，不吐不快，說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沒有想到如何有利於自己，更沒有想到這樣做下去自己早晚會倒黴。他的聰明在於能夠看出變法的種種利弊，如果他沒有這個聰明，看不出問題，就是想說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他看出來了，說出來了，問題也來了。問題就是1079年的“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臺的別稱，烏臺詩案就是由御史臺處理的詩案），也就是###中的一些小人在蘇東坡所寫的詩句中雞蛋裡找骨頭，然後策動御史臺上表彈劾，說他“攻擊朝政”。

對於在別人的文字中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這一套手法，我們都見識過，並不覺得生疏。原來抓辮子這門技術還是宋代###中的小人發明的。

蘇軾有詩“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就說，這是反對“農田水利法”，譏刺興修水利之難以成功。

蘇軾有詩“豈是聞韶解忘味，而來三月食無鹽”，他們就說，這是譏刺“鹽法”行之太急，過猶不及。

總之，他們把蘇軾的詩揣摩過來，揣摩過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來，絕不甘休。最後，蘇軾的詩幾乎成了“諷刺新法”、“攻擊朝廷”的大毒草。還有更厲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蘇東坡《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一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是在攻擊“當今皇上”。他們上書給神宗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曾經稱讚過蘇軾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對於這樣的誣陷也不耐煩了，就反駁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吟檜，何預朕事！”足見神宗並不糊塗。他這樣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