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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妮的幫助下，我將馬利抬到了汽車後座上。她給了他一個最後的擁抱，於是我便帶著他驅車離開了，並且向她許諾說我一得知情況便會打電話回家的。他躺在後座上面，我一隻手駕駛著方向盤，另一隻手則伸到身後，這樣我就可以撫摸著他的腦袋和肩膀了。“哦，馬利。”我就這樣不停地呢喃著。

在動物醫院的停車場裡，我幫助馬利下了車，他停下來去嗅一棵樹——其他的狗都在那兒撒了尿的——不管感到有多麼不舒服，他仍然保持著高度的好奇心。我給了他一分鐘時間，知道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待在他所熱愛的戶外了，然後，我便溫柔地拖拉著他的貼頸鐵鏈，帶著他進到了大廳裡。一進到前門裡面，他就斷定自己已經走得足夠遠了，於是便小心翼翼地躺倒在了瓷磚鋪成的地上。當工作人員和我都無法讓他重新站起身來的時候，他們便抬來了一個擔架，將他的身體滑到了擔架上面，然後與他一道消失在了櫃檯後面，進到檢查區去了。

幾分鐘之後，一位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年輕的女獸醫走了出來，領著我進到了一間檢查室裡，她在那兒將幾張X光片放在了識別燈控制箱上。她指給我看說，馬利的胃部已經浮腫為了正常大小的兩倍。X光片顯示，在他的胃與腸相連的地方附近，有兩個拳頭大小的黑點，她告訴我這些黑點表明胃腸扭結。作為最後一次，她說她將給他服用鎮靜劑，並且將一個導管插入他的胃部，從而將導致浮腫的氣體釋放出來。然後她會憑藉手感將導管引向胃部的反面。“這是一針很長的注射，”她說道，“不過我將會盡力去使用導管來按摩他的胃部，使其重新回到原來位置的。”這與去年夏天霍普金森醫生做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機率的診斷時的情形，簡直一模一樣。這種情況曾經出現過，這一次，馬利應該能夠再一次逃過一劫的。我心裡默默地抱存著一絲樂觀。

“好吧，”我說道，“請您盡力試試吧。”

半個小時之後，她的臉上露出了悲傷的表情。她已經試了三次，但是仍然無法開啟他的阻塞物。她給他服用下了更多的止痛藥，希望可以使他的胃部肌肉得到放鬆。當這些無一奏效的時候，她又從他的肋骨中間插入了一根導管，這是最後的一招了，嘗試著去清除堵塞物，但同樣以失敗告終。“情況到了這一步，”她說道，“我們唯一所能做的真正的選擇，便是去進行手術。”她停頓了一會兒，彷彿揣測著我是否準備與她討論那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然後說道：“或者，最為人道的方法或許是讓他安樂死。”

其實，早在五個月之前，詹妮和我便已經面臨過必須要迅速做出決定的時刻，而且，在經過了一番內心的痛苦掙扎之後，我們也已經作出了艱難的選擇。我對莎士威勒的拜訪，只是堅定了我不要讓馬利再承受任何更多痛苦的決心。然而現在，當再一次面臨抉擇的時候，我卻呆呆地站在了等候室裡。醫生能夠察覺到此刻我的內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於是安慰我說，對於一隻到了馬利這種年紀的狗來說，手術後出現併發症的機率非常高。另一件使她感到棘手的事情便是，她說，導管上的血樣表明，馬利的胃壁上也有問題。“誰知道我們會在那兒發現什麼呢？”她說道。

我告訴她說我想出去給我的妻子打個電話。在停車場的電話亭裡，我告訴詹妮他們已經嘗試除了手術之外的各種方法，但卻沒有任何效果。我們在電話裡靜默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她打破了沉默：“我愛你，約翰。”

“我也愛你，詹妮。”我說道。

我走回了醫院裡面，問醫生我是否可以單獨與馬利待上一會兒。她提醒我說他注射了大量的鎮靜劑，所以無法同我進行交流了。“你願意待多久都可以，不必著急。”她說道。我發現躺在放於地板上的擔架裡的馬利已經完全失去了意識，他的前臂上還打著靜脈注射的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