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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窗（2）

還是先把我放在一邊，繼續說老人的故事。我與這個故事的關係，到最後你便可以發現。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給老伴兒寫封信的慾望撞擊著他，他在房間裡走過來走過去，坐不下去站不起來，最後終於沒有寫。沒有寫的原因很簡單，他要訴說的太多太多，以致無法落筆，無法開頭和結尾，只好選擇沉默。正像我們太親太近的人，你無法描寫他一樣。你能夠訴說或描寫的物件，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與你的距離，沒有距離，也就無法存在訴說和描寫。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郵局裡，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區第一百零五號收”的信出了聲。 “年輕人，我要找你們郵局的局長。”他說。 那個穿郵局制服的青年抬起頭，看看老人莊嚴的面孔。擁有這種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見局長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絕不了的。青年人朝著一個什麼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兒。老人樓上樓下左邊右邊花了十七八分鐘時間，在第七與第八之間沒有房號的房間裡的第七十八號茶杯前終於找到郵局局長，在這個不大的郵局裡。老人氣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證件，自我介紹說他是鼠街中心小學的退休教師，退休的時候正好老伴兒又去世了，他活著沒有了希望，沒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長能給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錢只是義務勞動。 局長先是漫不經心地聽著，後來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濁的水花以及他那種為別人所掌握的懸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動，“那麼你能做什麼呢？” 老人立刻來了精神，說：“我可以投送那些無法送達的死信。” 局長很是痛快，“好了，就這樣吧，每月我們發給你四十元就算補助費。” “謝謝，謝謝！”老人一下子充實起來，輕盈起來，光亮起來。步伐鏗鏗然，螺旋下樓。手裡攥著第一封將要去送的死信。 這是兩年前一個很晴朗的午日所發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間，老人那無所依恃於世界又無人需要於他的孤獨感，在那個午日的矮矮的兩層樓梯的旋轉中消失殆盡。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軀體上，他覺得自己又活得充實而有意義起來，像他當年在鼠街中心小學與孩子們在一起時一樣，儘管“b、p、m”“人與入字的不同”，他講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從沒有重複感，每一次講都如第一次。就像一個愛著一個女人的男人看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樣，就像熱愛生命的老赫爾曼·黑塞認為我們的生命永遠是出生後的第一天一樣。 可是，又在忽然之間，黑暗降臨了。就是現在。老人正坐在兩年前他在第七與第八之間沒有房號的房間裡的第七十八號茶杯前找到的郵局局長面前。 “你應該在家裡休息，人應該服老，腿腳怎麼也是不如年輕時候。”局長表情沉痛，咬著牙說出了這幾句話，他知道這個決定對老人意味著什麼。 老人把頭低埋在兩腿上，腰骨彎塌下來，一動不動，像一隻風乾了的人形標本。一行濁混的老淚在他那被皺紋縱橫切割的臉頰上左右徘徊，綿延而下，終於掉在老人肥肥的褲腳上。 半個月前，老人在郵局門外的高臺階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濃黯的血滴順著小腿爬到腳面上。換在年輕人身上，這點傷本不算什麼，可是老人的右膝卻一日日鼓脹起來，髕骨浮腫起來。醫生說是軟組織損傷所造成的積液，需臥床十天。 “請你能理解我們，我們必須對你負責任。”郵局局長接著說。他看了看老人，從抽屜裡取出一個口袋，“兩年來你為我們工作，我們非常感激！這是給你的一點心意。” 老人頭也沒抬，生命的意義都沒有了，心意還算什麼呢。 局長重重嘆了一聲，又從抽屜裡取出一樣東西，“這是最後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頭，看了看那牛皮紙信封上寫的字： 北京鼠街每天太陽初升時分開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隨即又淹沒在盛滿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