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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首先屬於他們。儘管革命的暴力夾帶著諸多的苦難，但它畢竟是這些人為尋求生存與發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於貧困與落後形成的矇昧、狹隘、保守，這又實在太容易讓他們“極左”了，能說“極左”表現的盲目、狂熱和帶著好些殘酷性的特徵與這一切沒有內在聯絡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承認，革命無法割斷歷史，這也應該屬於“中國特色”之所指了。

對此，寫作時，作者的確頗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敘彭石賢入獄的經歷幾乎是紀實。他之所以走上那條屢屢遭遇劫難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會環境使然。當時，既然人們都無法走出那個社會文化氛圍，也擺脫不掉傳統意識留給人們的心理積重，悲劇就非彭石賢獨有。事實上，書中的人物沒有一個不帶著那個年代獨特的悲劇色彩，從李壽凡到張仁茂，從姚太如到張炳卿，從龔淑瑤到李墨霞，僅僅是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情景而已。對此，作者並不以為自己體驗到的“沉重”會比與他一同生活過來人要來得更深刻，僅僅是，他願意誠誠實實地告訴人們親身所見、所聞、所歷、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說作者的故事讓人聽來感到“沉重”，甚至還有可能使某些人難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劇院裡既上演喜劇又上演悲劇，哭與不哭，笑與不笑，乃至看與不看，誰也不能勉強他人，但刪除《梁山伯與祝英臺》化蝶一場，卻不會找到另外更好的“賣點”了。

（二）形象性。

意見之一　有位女士認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黃大香與吳棗秀，那種鮮明的個性，可謂光彩照人，黃大香的寬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吳棗秀的勇敢與摯愛的真情同樣撼人心魂。相對而言，這種奪目的光輝，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點。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寫得太窩囊了，他全無一點做人的尊嚴，簡直連條狗都不如。也許作者是想借他反襯吳棗秀，但實際上卻損害了吳棗秀，老實說，這種人真不值得吳棗秀去愛。另外，田伯林與吳棗秀由開始的尖銳對立到後來的生死同命，這個轉變過程也寫得有些倉促，有些突然，雖然，這並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還是應該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會令人信服。

意見之二　作家筆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於它有沒有生活深度，光彩奪目只算一種，讓人扼腕嘆息，如田伯林，這也算得一種。田伯林的窩囊是他尷尬的社會處境和婚姻狀況的反映，而他的個性心理則是他，乃至他們田家好幾代人處世經驗的積累。人生百態，世界並不多餘田伯林這樣一種生存形態。他與吳棗秀之所以能夠做成夫妻，除了客觀方面的原因，在個性方面，既得益於吳棗秀的潑辣，也得益於田伯林的窩囊，不是吳棗秀罵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來，同樣，不是田伯林的窩囊，吳棗秀的鋒芒早就給挫折了，正是因為這潑辣，這窩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愛，他們才做成了夫妻。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兩人之間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別，也唯其如此，這戲才有聲有色。這裡表現的主要是人性的溝通，而非階級立場觀點的轉變。如果要論及人物形象的個性化，書中的男性並不比女性遜色，不僅是田伯林，姜聖初更可以算得上一個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藝術形象。讀他，就如讀中國的近代歷史，處在極端貧困、落後的環境重壓之下，他的性情被嚴重扭曲變形：愚昧而又暴戾，趨炎附勢而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