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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不反對萬事皆有一個對錯及正義與否的標準，至少文明國家應如此。假如吾國違憲向吾徵稅，或非法將吾之產業充公，或未經審判即將吾入獄，吾誓必力爭，不管其是否以“吾國”法律之名義行此事。

然而涉及國際間事，吾即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且頗自得地宣稱“是耶，非耶，終吾國耳”。以此觀之，餘以為吾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之於國人，另一用之於他國，或“化外之民”，餘此說不亦對乎？餘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

以上是胡適1914年5月15日的日記記述。

插：今天國人中常有批評美國“雙重標準”者，豈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適就揭櫫了這個問題，也使用了這個詞彙，那時他還是個學生。作為學生的胡適，他對自己率先提出的這個詞也很自得。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出席世界學生總會，會上，一位著名演說家的講演頗喚起他的共鳴。這位“時彥”講演的是“論全球政治”，其中也談到“雙重標準”的問題，胡適在日記中惺惺相惜：這位博士聲稱“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為對內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標準’（Double　Standard），與餘前所用恰同。餘前用此名詞以為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誇‘智者所見略同’矣。”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2）

胡適是個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愛自己的祖國。他的世界主義也就是他前此一個多月在演說中表達過的：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這次他亮出了對美國人的批評的旗幟。兩個月後，他在又一次講演中再次表達了自己對那種狹隘愛國的批評，演說後，有兩位聽眾對胡適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一位夫人認為：這句話（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實意思不是“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而是“無論吾國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這位夫人的解讀不可謂無道理，也能理解她對自己國家的感情，但這種感情不顧國之是非，而僅僅就因為它是“My　country”，我也只能說，這是舊農業文明時代的感情了。然而，這種感情同樣表現在下面這位美國教授的身上，他耐心地給胡適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為醉酒而有辱於路人，對方如果拔劍而起，那麼，做哥哥的是保衛喝醉的弟弟呢，還是置之不顧呢，抑或幫助受辱者？這個教授其實也是在表達他對“My　country”的理解，他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但，無論這個並不倫類的例子，還是他的結論，都難讓人苟同。兄弟是血緣，而個人與國家並無這種關係，這個比喻是跛腳的。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出生地並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國而論，任何人如果在美國出生，就可以是美國人，而他的父母卻可能不是。同樣，一對美國夫婦也可以收養一個他國兒童，只要兒童的父母或國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視為“父母之邦”，這是農業文明時代的狀況。何況，即使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古老的《詩經》還有“適彼樂土，誓將去汝”的意識。更何況，依這兩位北美人士的說法，又何以解釋他們的先輩冒著生命危險離開本邦而來北美？這分明是“誓將去汝”的跨國現代版，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用腳投票”。它的精神內涵應當這樣表述：“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可是，胡適似乎被侃暈了，聽了這兩位先生女士的開講，便在7月26日的日記中做了自我檢討：“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其實胡適是對的。他反對的不是愛國，而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