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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帝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後，人生就成了一個充滿不可解決的道德悖論的過程。在此之前，人生過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陽光普照的大地，萬事萬物的樣子一清二楚，所以，人們不需要小說，有上帝給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則就可以了。如今，善惡分明的道德原則不存在了，這些原則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沒有了可以讓人分辨事物的陽光，只有潮溼的、灰濛濛的霧靄。在灰濛濛的道德霧靄中，人們才需要小說。 小說能夠發現、而哲學和科學發現不了的究竟是什麼？是“在終極悖論”條件下，所有存在的範疇如何突然改變了意義？顯然不是，因為哲學和科學也發現了這一情形。小說的唯一存在理由並不在於它關注個別人的具體生活，甚至也並不在於它看到了上帝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後人生過程成了充滿不可解決的悖論處境。“看到、觸到、抓到現代的終極悖論”，豈止是小說家？帕斯卡爾、康德、叔本華、基爾克果、韋伯、巴特（Karl Barth）到當今的柏林、利奧塔、德里達，都“看到、觸到、抓到現代的終極悖論”。甚至科學都不乏如此關注和看到——社會科學搞調查、統計，不是對個別人的具體生活關照入微，併力圖經驗－實 證地歸納出上帝不在時人們賴以生活得更好的道德法則？ 塞萬提斯的偉大小說的意義究竟何在，它究竟提供了什麼了不起的啟示？《唐？吉訶德》的主題是冒險。昆德拉問，“三個世紀過去，在冒險這個小說的第一個主題上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的是：小說的道路以生活的終極悖論告終。 小說的唯一存在理由在於提供了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對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現代哲學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對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說如果只是提供這種承受力量，還不能說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說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說能夠提供的，如卡爾維諾所說，“只有文學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給予人們的感受”。 這種現代哲學和科學沒有、也無力提供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昆德拉說來說去都沒有講出一個名堂。 也許，所謂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個體偶在的喃敘事，就是小說的敘事本身，在沒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處境，小說圍繞某個個人的生命經歷的呢喃與人生悖論中的模糊性和相對性廝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撐每一個在自己身體上撞見悖論的個人捱過被撕裂的人生傷痛時刻。 這才是現代哲學和科學做不到的。 哲學和科學可以把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見的顯露人生相對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論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論撕裂的傷痛時刻中的個人需要的並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況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敘述性的陪伴和傾聽：難受的時候，聽一個命運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講講自己經歷的故事，心裡就好受多了。 小說呢喃敘事的時間和空間，就是過去教堂裡喃喃祈禱的時間和空間。  
自由主義小說倫理
熟悉近、現代小說史和小說理論史的人都清楚，現代小說倫理並非就是昆德拉說的那個樣子，還有別的小說倫理。拒絕善惡分明的倫理，主張相對和模糊的倫理——暈眩的倫理，並不是現代小說提供的唯一倫理，而只是現代性倫理中的一種倫理：自由主義的生存倫理觀。馬克思主義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種現代性倫理。昆德拉的小說倫理把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看作是現代之前的倫理，因為這種倫理還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觀之上的。昆德拉講的是自由主義的小說倫理：敘事的陪伴，而不是敘事的動員。 現代哲學史上一直有人想以種種方式解決生存的終極悖論，重新整飭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和意義結構。解決生存的終極悖論的方式大致有兩種典型：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理性與胡塞爾的先驗理性儘管不